大同云冈石窟是北魏建都平城时期，由皇室、臣僚和高僧经营开凿的石窟大寺，开创了中原地区开凿石窟寺的先河，在中国石窟寺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漯水》条中曾描述，北魏皇室在云冈“凿石开山，因崖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唐道宣《续高僧传·昙曜传》则记载：“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展现了云冈石窟壮丽奇伟、冠于一世的风貌。

　　作为中原北方地区开凿年代最早、规模最宏伟的云冈石窟，早已为学术界所瞩目。从20世纪初以来，国内外学者纷纷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学术考察。尤其是日本学者的考察与研究，如20世纪前期就有伊东忠太、大村西崖、关野贞、常盘大定和小野玄妙等著名学者发表了有关云冈石窟的研究文章和专著。1938—1945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记录和实测工作，同时对部分窟前遗址作了小规模的发掘。1951—1956年，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的形式陆续出版了16卷32本大型考古学报告：《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由日本写真印刷株式会社出版），全面总结了过去的研究成果，是当时日本学者研究云冈石窟的集大成代表作。

　　但由于相关文献资料的不足，而云冈所在属于沙砾岩体，石窟寺中原有的许多重要碑刻、题记历经千年沧桑，大都已风化磨灭，这为深入研究云冈石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20世纪前期的研究，对云冈石窟大型洞窟开凿年代次序的排列以及石窟开凿终止年代等重大问题的探讨仍嫌不足。

　　这一方面的突破性研究缘于碑刻资料的新发现。1947年，宿白先生在参加整理北大图书馆善本书籍时，偶然在缪荃荪传抄的《永乐大典》卷4650天字韵《顺天府志》所引元末熊自得编撰的《析津志》文内，发现了长达二千一百余言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以下简称《金碑》）。该碑文为金皇统七年（1147年）夷门（今河南开封）曹衍应大传菩萨戒提点西京大石窟寺沙门禀慧之邀请而撰写的。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熊自得亲访云冈，抄录《金碑》全文，后补入《析津志》一书内。由于《金碑》铭刻未见有拓片流传，因而所录碑文成为孤本，弥足珍贵。宿白先生对碑文所涉及的所有内容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考证。1951年整理完成了初稿。1956年，经改订后，在《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年第1期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发现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历史资料的初步整理》一文。文章序文中指出，《金碑》“记述详细，征引宏博，所述自唐迄金一段云冈的兴修、设置，正好弥补了云冈历史的空白页，而引用现已佚亡的北魏铭刻和文献记录考订云冈石窟的时代，也给今天研究云冈各个石窟的开凿先后的问题提供了绝好的参考材料。”充分肯定了《金碑》对于研究云冈石窟的重要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