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金碑》提到“今寺中遗刻所存者二：一在护国（寺），大而不全，无年月可考；一在崇教（寺），小而完，其略曰：‘安西大将军散骑常侍吏部内行尚书宕昌（公）钳耳庆时镌也’……盖庆时为国祈福所建也。末云：‘大代太和八年（484年）建，十三年（489年）毕’……护国东壁有拓国王骑从……以孝文为建寺之主,盖指护国而言也……又护国二龛不加力而自开”。

　　从碑文可知，护国寺为北魏孝文帝所建，二龛（即双窟）和雕刻有“拓国王骑从”条件的成组双窟，在云冈以第7、8窟最为相符。崇教寺是钳耳庆时为国祈福所建。钳耳庆时即王遇（《魏书·王遇传》），为文明太后冯氏之宠阉，性巧思，又崇信佛教。太和中曾在平城东郊建碉洹舍（《水经注·漯水》），太和十二年（488年）在其故里建晖福寺，“上为二圣（即文明太后和孝文帝）造三级佛图各一区”（《石交录》卷三所录陕西澄城出土《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太和五年（481年）为文明太后建造方山永固石室。北魏宣武帝时，兼将作大匠，洛阳宫室、陵庙之营建，均王遇监作建造。可见王遇在工程营造方面具有特殊的才能，具体到云冈第二阶段开凿的洞窟，以第9、10窟雕刻最为精美和华丽。而这组石窟与方山永固陵石刻及陵前所建思远佛寺出土的石柱础、石造像等具有十分相似的特点。同时，根据晖福寺王遇为“二圣”建双塔事，可以推测其在云冈所造也可能是双窟，因此，《金碑》所述崇教寺似可比定为这组双窟。

　　上述二块现已不存的北魏碑刻资料十分重要，表明云冈第二阶段开凿的大型洞窟中，不仅有皇家开凿的洞窟，也有臣僚开凿的洞窟，而且后者明确地说明洞窟始凿和完工的年代，这些都是史籍中没有记载的。因此，护国、崇教二寺与洞窟的比定，对于云冈中期大型洞窟的年代排序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证据。

　　又如《金碑》提到云冈石窟开凿工程“肇于神瑞，终乎正光”。云冈现存最晚的是第4窟正光年间（520—525年）的纪年铭刻。按文献记载，正光四年（523年）柔然人侵，拱卫北都平城的六镇相率起义。孝昌二年（526年）攻陷平城。“恒代而北，尽为丘墟”（《魏书·地形志》）。因此，云冈石窟开凿的终止与这样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金碑》所言极是。宿白先生正是通过对《金碑》所提供的有关云冈十寺等新资料的研究，结合现存遗迹、遗物和文献资料，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全面的分期研究。

　　1978年，宿白将研究成果《云冈石窟分期研究》发表在《考古学报》（第1期）上。文章中将云冈分为三期：第一期，即沙门统昙曜为北魏道武帝以下五帝开凿的五个洞窟（第16—20窟），俗称“昙曜五窟”，开凿年代为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至五年（460—465年）。第二期是云冈开凿的盛期，主要洞窟有第1—3窟，第5—13窟。根据《金碑》所述护国、崇教二寺的推定，排列出第二期洞窟开凿的先后次序：云冈第7、8窟开凿年代最早，约完成于孝文帝初期。第9、10窟略晚于第7、8窟，为钳耳庆时开凿的“太和八年（484年）建，十三年（489年）毕”的洞窟。第5、6窟佛像出现褒衣博带式新型服装，与孝文帝太和十年至十九年（486—495年）改革服制相呼应，第6窟约完成于太和十八年前不久。第5窟除主尊完成外，壁面未按计划完成。第11、12、13窟，则接近于第9、10窟。第1、2窟介于第9、10窟和第5、6窟之间。第三期，根据《金碑》“终乎正光”的记载，推定为北魏迁都洛阳到正光五年间（494—525年）。

　　《金碑》的发现及其新的研究成果的发表，引起了日本学者强烈的反响和关注。1980—1981年，大型考古报告《云冈石窟》的作者之一长广敏雄教授，先后在日本《东方学》第60辑发表《宿白氏的云冈分期论》，在《佛教艺术》第134号发表《云冈石窟之谜》，对宿白先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反驳，甚至对《析津志》所载《金碑》及其碑文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云冈石窟的年代与分期，不应重视来源不明的《金碑》，而应取决于雕刻造型的形式。面对长广的质疑，1982年，宿白先生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详细论证了《金碑》的著录和流传过程，指出《金碑》碑文流传有绪，虽经一再传抄，并无后人窜补。因此，《金碑》提供的资料是可信的，并且针对长广对《金碑》所述云冈十寺的位置和部分洞窟开凿年代的不同看法，进一步论述了护国、崇教二寺与云冈第7、8窟和第9、10窟两组双窟的关系。1987年，宿白先生撰写了《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一文，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将云冈石窟的三个发展阶段与北魏历史的发展结合起来，证实云冈三段的分期正是北魏历史演变的具体表现，提出了“云冈模式”的概念，强调了云冈石窟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中的特殊地位。在宿白先生极具说服力的辩驳下，1990年，长广敏雄在《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中发表的《云冈石窟第9、10双窟的特征》一文末段“注”中，终于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宿白说’，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虽然长广这种认同较为勉强，却也同意了宿白先生的观点。

　　虽然围绕着中日学者对《金碑》的论争暂告结束，但给予了我们新的视野，即研究历史时期的中国考古学、古文献和古代碑刻资料的运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金碑》的发现与研究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李裕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