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云冈必谈文成复法，谈文成复法必谈昙曜五窟。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段北魏文成帝与高僧昙曜之间的友谊。

　　昙曜是当之无愧的公元五世纪高僧，不但专业好，精通梵语和汉语，而且情商高，懂得迂回传法；不但能说会道，精通管理，还懂设计与艺术，会策划。博学多能是这位昙字辈高僧脱颖而出成为北魏王朝沙门统领的原因所在。

　　鲜卑拓跋骨子里一方面觊觎汉文化，不断输送太子王子到中原学习，一方面又想画出自己的道道来。所以才会有儒、佛、道在北魏政权里的粉墨登场。儒教、道教、佛教对于拓跋鲜卑来说都是外来文化，拓跋政权急需在意识形态方面找到一个点来统领子民。

　　太武灭佛是北魏早期对佛教的一次摧毁。晚年精神失常的太武帝恐怕也拿不准，对儒、佛、道充满了憧憬与疑惑。拓跋晃没整明白就挂了，让文成帝来管理这大片江山就成了主要任务。俗话说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除了广纳贤才、博采众长，还能怎样？于是黄河、长江流域的汉族知识分子、云游四海或隐居的道家方士、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东的印度佛教徒都来献计献策。拓跋统治者思来想去，还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所以文成称帝后，迅速招募高僧大德来统一意识形态。

　　昙曜的成功离不开他的老师及上任师贤的智慧开启。师贤，《魏书·释老志》称：“罽宾国王种人，少入道，东游凉城，凉平赴京，罢佛法时，师贤假为医术还俗，而守道不改，于修复日，即返沙门，其同辈五人。帝乃亲为下发。师贤为道人统。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一看师贤就是能屈能伸的通透人。

　　“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比师贤更胜一筹，把“令如帝身”上升到“皇帝即当今如来”。然后就有了“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雕饰奇伟，冠于一世”的壮举。

　　我们无法还原文成帝与昙曜的谈话，只能通过《魏书》里的几百个字来臆测这位从罽宾远道而来、游法西凉、避居中山的高僧。这是林居文明和游牧文明在农耕文明的土地上合作共荣的结晶，也是久经乱世的民众渴望和平安宁的时代心声，因此才会有昙曜的崛起与五窟的诞生。

　　我们来了解一下昙曜何以把文成帝说得心悦诚服。魏晋时期，记录在佛教典籍中的昙字辈僧人有几十位，但昙曜比一般僧人更多能，他不但翻译了大量的佛经，还发展了寺院经济管理模式 ，在佛教造像的艺术造诣和传播方面更是胜人一筹。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昙曜与天竺沙门长那邪舍等，翻译新经十四部；《续高僧传》卷二本传云，昙曜于北台石窟，集诸大德高僧，请天竺沙门译出《付法藏传》和《净土经》两部；另《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昙曜在延兴二年（472年）与西域三藏吉迦夜等共译出《杂宝藏经》十三卷，《付法藏因缘经》六卷、《方便心论》二卷共三部二十一卷。

　　昙曜很有创造性，在佛教僧团的管理和寺院经济的建设上也颇有影响，提议创立了“僧祇户”“佛图户”，给佛寺提供了大量国家出资佛寺管理的劳动力。这些对于昙曜在世界文明史上的贡献来说，还只是个铺垫，搞起佛教造像艺术设计来更是牛得很，硬生生地把武州山雕成了5世纪的神祇之地。1600年后，昙曜的名字依然与这些石窟石佛在世界史的篇章里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