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门统昙曜

   昙曜，历史上谜一样地蓦现，谜一样地悄隐。一代高僧，位居北魏佛教最高领袖，然何方人士、生卒何年？史焉不详。

　　太延五年（439）八月，北魏灭北凉，徙凉州宗室、士民三万余家于平城。这是一支超级豪华的徙民队伍，内中聚集了众多声名卓著的士人与家族，有敦煌刘氏、索氏、张氏、阚氏、宋氏；武威阴氏、段氏、王氏；金城赵氏、宗氏；还有陇西李氏、晋昌唐氏以及流寓河西的广平程氏、河内常氏、清河崔氏。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在平城得到了提拔和重用：金城人赵柔，少以德行才学知名河右，拜著作郎，编修国史；敦煌人索敞，专心经籍，以儒学见拔为中书博士；姑臧人阴仲达，少以文学知名，委修国史；陈留济阳人江式，善虫篆诂训，拜中书博士……。

　　在由凉州走向平城的徙民队伍中，还有一位日后显赫荣耀的高僧，他就是昙曜。

　　昙曜，一般认为他是罽宾人，他一生的光芒几乎全部绽放于平城。他的经历可谓充满传奇色彩，少出家，以禅业见称；北魏伐凉时，面临生死抉择，他没有像其他僧侣那样认为大祸临头，鸟散逃命，而断定这是一次机遇，坐待魏军入室，豪赌鲜卑人对他的善待；入魏后，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规避了玄高案；太武灭法时，他虽“誓欲守死”，最终在中山躲过灭法之劫；文成复法后，他自导自演了一幕“马识善人”的情景剧，得蒙文成帝的信任，官至沙门统职，主持开凿了冠于一世的云冈石窟；献文时，他完美避染帝后宫闱之争，在异常复杂的政治交锋中独善其身；孝文时，游刃于冯氏、孝文“二圣”之间，将沙门统的职权牢握至终。

　　那时，太武灭法的梦魇还未彻底消弭，昙曜向文成帝进言在武州山开凿石窟，他痛彻地领悟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箴言，接受平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用赤金铸释迦立像各一的启示，在武州山“开窟五所”，意寓为太祖以下五帝造像，给云冈这座佛教石窟加盖了一戳强烈的国家政治色彩印章。

　　和平六年（465）五月，昙曜五窟主体营凿工事大致结束，应该说是筹备文成皇帝来幸武州山开光的时候了。然而，五月十一日这天，年仅26岁的文成帝在太华殿溘然病逝！次日，他的儿子拓跋弘即位，是为献文帝。皇兴元年（467）秋八月，14岁的献文帝行幸武州山石窟寺，此行预示昙曜五窟完全竣工。那天黄昏时分，寺门红透夕阳斜，喧嚣了一天，此时的武州山一片沉寂，昙曜愿意享受这样的沉寂并选择孤独，他伫立在冷瑟的洞窟前，凝望着为文成所造雕像，黯然神伤。先帝先然化蝶，纵是遍观万象，此情犹难解……

　　昙曜不仅是伟大的工巧僧，还是出色的学问僧。他在武州山通乐寺一共组织过两次大型译经活动，一次是和平三年（462），译出《净度三昧经》一卷、《付法藏传》四卷等。另一次是相隔十年后的延兴二年（472），译出《杂宝藏经》、《付法藏因缘经》、《方便心论》三部共二十一卷。实质上，武州山的通乐寺已成为中国石窟寺中最早的官署译经场。

　　《杂宝藏经》是吉迦夜与昙曜共译的一部重点经目，由刘孝标笔受。该经译成后，其中的故事题材首先被用于云冈第9、10窟中，反映了沙门统昙曜作为佛教领袖在太和年间，仍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力。

　　除了主持营建石窟、翻译佛经，昙曜还创造性地提出设立僧祗户、佛图户制度，这两项措施解决了灾民赈济、救危急难的问题，那些被称为“佛图户”的重刑犯人重获新生，效力于寺院，植种善根，起到稳定社会、安稳民心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太和十年后，史籍中再没有看到有关昙曜的活动记录，那么，昙曜卒于487至489年间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