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是中国北方民族又一次大融合时期，契丹民族入主中原，汲取汉族文化，政治、经济、文学、教育以及社会习俗，无一不渗透着中原文化因素，这是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维护统治的必要措施，也是一个民族由野蛮到文明，由蒙昧到理智的必然过程。本文试从辽代西京地区的教育文化方面出发，探析辽统治者立国后西京地区的教育机构、科举取士、文学艺术等，通过这一窗口，窥探辽代统治者对中原传统教育文化的重视与吸收，以及其教育政策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作出的贡献。

　　自古以来，砚是古代读书人最忠实的伴侣，也是一个地方教育文化发展的有力见证。在历史文明的发展长河中，端砚、歙砚、洮砚以及澄泥砚并称为我国著名的“四大名砚”，但与其他三种以天然石料雕琢的石砚不同是，澄泥砚以泥制作，成品色泽如漆，扣之音质清脆。近年来，关于“西京某某款砚”不断面世，如“西京南关史思言款砚”、“西京仁和坊李让款砚”、“西京东关小刘款砚”以及“西京南关姜兴生造砚”等等，这些器物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当时西京地区制砚业发达，另一方面折射出西京地区教育文化繁荣盛况。本文通过西京澄泥砚发现、流传以及制作等相关方面的分析，再现西京制砚业的发展概况，从而揭示出该地区澄泥砚的制作与教育文化之间的联系。

　　一、西京澄泥砚发现与分布特点

　　古人在制作砚台的时候通常会在其上留下制造的姓名（或店号）以及生产时间和地点，这些带有广告性质的铭文为我们研究古砚的发展历程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如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西京南关史思言款砚”，砚体呈长方形，墨膛呈椭圆形，砚面微凸，墨池作扇形弧面，砚底有一长方形题记印槽，两行阳文，书：“西京南关史思言罗土澄泥砚瓦记”，其中“西京南关”为制作地点，“史思言”则是该砚台的制造者。目前发现的西京澄泥砚数量相对较多，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澄泥砚制作规模庞大，以致流传下来的数量众多。笔者根据相关资料对西京澄泥砚作了简单整理。当然，表中所列并非全部现存澄泥砚遗物，而是选择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作为此次文章的研究对象。

　　西京澄泥砚的制作地点主要集中在“南关”、“仁和坊”、“东关”三个地方。古都大同与我国北方各大古城的街巷布局基本相似，都是保存了唐宋时期的“里坊式”城市布局，街道呈现棋盘式格局。契丹政权入主大同以后，承继唐宋旧制，城内的街区仍以“里”、“坊”为单位，如《许从赟墓志》记载，“其夫人康氏于保宁八年病逝于云州丰稔坊私第……，夫妇二人合葬于云中县权宝里”。然而，砚台铭文只有“仁和坊”和“东门里”，至于“南关”和“东关”并没有说明是“里”或者“坊”，笔者猜测，这里的南关和东关应该是一个区域。

　　“关”有关卡之意，是征收进出货物税收而设立的守卫之处，如贾谊《过秦论》中记载：“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师，叩关而攻秦”。辽获取幽云十六州以后，在唐云州城的基础上修建西京大同府城，城周长10公里，建敌楼、棚橹等守卫设施，另设迎春、朝阳、定西、拱极四门，在四门设关卡，因此，所谓的“南关”和东关应是迎春门与朝阳门一带，这里是手工作坊的集中之地，如同城内的仁和坊以及其周边的草帽坊、油坊等，是该地区传统的手工作坊区。

　　如前文所述，砚台铭文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读书人为了表达自己对某事、某物、某人的感悟抑或是为了表现对某一砚台的所有权，而在砚上篆刻某些内容或自己的姓名、字号以及标识；另一种是商家为了获得更多的销售市场，在砚上留有制造者的姓名、生产地点等。现存的西京澄泥砚铭文主要为制作者所刻，出现较多者有“史思言”、“李让”、“刘家”等，也就是说南关史思言、仁和坊李让以及东关的刘家应是当时西京澄泥砚主要的生产商家。其中一件“李让”款澄泥砚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巴林右旗辽庆州古城出土，砚台为黑灰色澄泥质，呈八角形，整体保存完好。庆州属于辽上京所属的周边城镇，而“西京仁和坊李让款澄泥砚”在这里出现，说明该手工作坊生产的澄泥砚不仅盛销于当地，而且远销到辽政治文化中心上京地区，应是当时较为有名的砚台之一。

　　二、西京澄泥砚与辽代西京教育文化

　　砚台与古代读书人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而西京澄泥砚的大量制作与销售与当地的教育文化氛围密不可分。契丹族南下，占据燕云十六州，建立起庞大的与北宋相抗衡的帝国后，为了巩固政权，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同时亦为了提高契丹民族的汉文化素养，辽上层集团将学校看作国之大政，风俗所在。

　　随着契丹人对汉文化需求的加速，急需培养出自己的民族人才。辽政府首先在西京大同府设立国子监，国子监为我国古代社会最高的教育管理机构，这一机构的设立折射出西京的重要性。清·乾隆《大同府志》载，“西京国子监，在府城和阳街”。楼阁规模宏大，每临大考，皇帝、亲王都要亲临考场视察。西京国子监有力地推动了该地区的教育文化发展，也使澄泥砚这类为文人必需品的手工作坊扩大了生产规模和销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