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国子监这样的高级教育机构外，西京地区还建有京学、州学、县学等地方性教育机构。《辽史拾遗》载：“道宗诏设学养士，于是有西京学，有奉圣、归化、云内、德、弘、蔚、女为、儒等州学。各建孔子庙，令博士、助教教之，属县附焉”。此外，这一时期书院制度在西京地区也流行开来。书院是我国古代中央集权社会特有的教育机构，是官府或私人藏书、教书和读书、治学的地方。宋代以后，随着私学的兴盛，书院逐渐独立于官学之外，其性质从国家图书机构变成了讲学、肄业的场所，为古代教育增添了新鲜血液。《山西通志》记载：“应州学旧在城西北隅，辽清宁中建”。另建有书院，“龙首书院在应州西南，辽翰林学士邢抱朴建，今儒学即其故址”。辽代西京大同府的龙首书院是当时十分著名的乡学书院，故址坐落于应州西南，是辽代状元邢抱朴回乡后所建。龙首书院是辽代西京地区唯一一所有记载的书院，然由于史料缺乏，其规模、体制概况均不得而知。不过从辽代应州以及大同地区的进士及第、文人济济的盛况可管窥龙首书院对当地教育的深远影响。

　　从史料记载可知，辽代西京地区的府、州、县学以及乡学书院等各种教育机构应有尽有，这为辽代西京地区的文学、教育以及与教育文化相关的手工作坊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辽代在西京地区设立的各类教育机构，充分说明了辽统治集团对西京教育文化的重视，辽代自建立以后，为了加强统治，笼络人心，大量吸收汉文化，重用汉人、开科取士、兴办教育、编修史书，无一例外都是从思想层面上加强与汉文化的融合。州学、县学以及书院制度设立始于北宋，时间上与辽代接近，因此，西京地区虽为契丹族所统治，然其教育文化并没有因契丹因素的渗透而没落，而是较之前有了明显的发展，辽代西京地区的文人进士辈出、文学作品层出不穷以及澄泥砚制作空前繁荣，这一切都足以说明西京地区教育文化的发展有其深厚的底蕴支撑，而西京澄泥砚的发展与流传正是这一现象的最好历史见证。

　　三、西京澄泥砚反映出的文学氛围

　　当然，古代文人与砚台的关系密不可分，而文人历来是统治者极为重视的阶层，这在注重汉文化的辽代亦不例外。契丹族起自松漠，常以游牧、狩猎为生，至太祖耶律阿保机“东征西讨，如拆枯拉朽”，统一各部，建立大辽帝国，这时统治阶层尚武意识较强，固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到太宗耶律德光时期，曾入汴京取宋朝图书典章礼器而北还，加之汉族士大夫入朝为官者增多，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逐渐为统治集团认识。至辽景宗、圣宗年间，科目聿兴，科举取士日盛，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乎崇儒之美”。考试分为乡试（乡贡）、礼部试和廷试（殿试），起初只限汉人文士考试，契丹人不得应试，南朝学子优先录取，从而引得南朝举子纷纷北上。《辽代文学考》记载：辽圣宗统和六年（988年），“开贡举，岁放进士二三人及第”，汉人进士及第后为官者甚众，在科举取士日渐兴盛的背景下，西京地区的文人墨客得以发挥所长，步入仕途，这期间涌现出大批文人学士，他们大都科举出身，通经史，善儒学。见于记载的有孟唐牧、边贯道、宁鉴、虞仲文等。从史料记载可知，在辽代统治的数百年间，西京地区进士及第者在有史可稽的汉人进士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由此可见，辽代西京教育文化之繁荣、科举取士之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