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以来，很多观众走进大同市美术馆徜徉在多个展览之中，其中甚是吸引眼球的自然是“时代肖像——忻东旺艺术作品展”。

　　这个具有特展色彩的展览是9月1日大同市美术馆开馆之际推出的视觉盛宴。

　　大同市美术馆是这座城市规模最大的美术公共服务平台，开馆首展自然需要重磅作品支撑。已故著名油画家忻东旺的作品列入首展邀请之列——这位生命止步于2014年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当代新写实油画的代表人物，1988年晋中师专毕业后任教于雁北幼师，在大同成家立业，工作生活10年，创作了《诚城》《明天·多云转晴》《客》等代表性作品。大同是忻东旺的艺术启航地，美术馆开馆之际让忻东旺的作品回乡自然成了很多人的共识。

　　2021年9月1日，阳光明媚，大同市美术馆开馆。“时代肖像——忻东旺艺术作品展” 迅速成为关注焦点，一幅幅经典油画作品，杭侃撰写的展览前言《仁者之心  天纵之力》，彭锋撰写的展评文章《相由心生——谈忻东旺的心理现实主义》，范迪安、许江等10余位艺术家撰写的艺术评论，让参观者很快就沉浸在这场艺术盛宴之中……

　　如此艺术胜景，超越了展览本身形成了一次不容忽视的传播现象，也引发了观众在更大的时空坐标里思索当代油画艺术——尤其是农民题材油画的变化，绝不仅仅是造型的改变，更多的是深层次理念的改变。

　　2021年6月22日，“无声诗里颂千秋——美术经典中的党史主题展”在北京开幕，著名的油画作品《血衣》与观众见面。8月3日，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美术经典中的党史》同样推出油画《血衣》。

　　《血衣》是中国革命现实主义画家王式廓前后历时23载创作的代表作。生于1911年的王式廓在20世纪40年代初奔赴延安，1949年之后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授。《血衣》创作开始于1950年，包括10年间为《血衣》创作的百余幅人物素描系列作品及1959年完成的大型素描作品《血衣》，以后陆续完成的73幅油画人物肖像系列和最后未能完成的大型油画《血衣》。

　　《血衣》是王式廓呕心沥血之作。1973年4月下旬，王式廓为创作油画《血衣》到河南巩县搜集素材，在当地29天连续作画74幅。5月22日下午，在画农民肖像写生时突发脑溢血，手握画笔倒在画架旁。次日，一代名师静静地走了。

　　1959年的素描《血衣》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油画稿《血衣》则收藏在中国美术馆。

　　《血衣》作品取材于20世纪解放区土地革命斗地主的场景，画面凸显了一位悲痛欲绝的妇女正举起血衣控诉地主的瞬间。虽然是一部“未完成的交响乐”，但并不妨碍油画《血衣》发挥艺术的社会教育功能，讴歌中国农民民主革命——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世间没有救世主，只有奋起抗争才能自己救自己。

　　壮志未酬，画作未尽，王式廓走了。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阶级斗争不再作为纲领存在于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创作领域，一种新的目光逐渐成为主流，人被作为自主的存在者而受到正视。一批美术家努力进行美术风格和艺术语言的探索，使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的风格更趋多样化。于是，罗中立、陈丹青等在画布上展现的是一个个普通的人、普通的农民；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位饱经沧桑的父亲，看到若干位藏区农村汉子、妇女，他们占据着画面甚至是特写般地挤满画布。

　　这是一种艺术的突破甚至颠覆。像《父亲》这种人物刻画的方式，在以前只能匹配非凡人物甚至是特定的形象。如今画笔和画布都交给了不知名的普通农民，而且在人物的身上已经无法解读出历史、阶级，他们获得了超越框架的普遍性，成为展示在公众面前的一个自主的形象，他们不再是某种观念的艺术解释途径。罗中立、陈丹青们在探索中实现了题材的延伸、表现力的提升和思想的引申，给公众带来了全新的审美感受，也引发了现实主义再认识。

　　艺术思想的蔓延虽然需要一个过程，但它总是在自为的过程中产生非个人意志的结果。无论东西南北有多少画家加入到新的艺术大潮中，但是有一点是醒目的，消弭伟大与普通的边界、去中心化成为众多艺术家不经意中的共同选择。

　　及至20世纪90年代，忻东旺、朱毅勇等人的创作进一步回归到现实生活，让公众看到了另一种“乡土写实”绘画的力量，看到了艺术家对生命的忠诚。1995年的一天，忻东旺在大同火车站的广场上看到一群似乎是家乡的农民，大包小包地相簇在一起。从先是一怔到被这些生动又亲切的人物形象吸引再到创作，很快一幅名为《诚城》的作品诞生。此后忻东旺又创作了《明天·多云转晴》等。这些作品画面肌理粗糙，画中人物“变形”甚至有卡通化和移轴摄影的感觉。毫无疑问，这些意向化了的甚至夸张化的人物是艺术家的内心表达，寄寓着对社会转型期农民何去何从的关心与牵挂。著名批评家贾方舟说，“时代变革的步伐已震颤了涌动的大地”，“他的画最突出的是一种人文关怀，他用大量的精力用来表现底层人民的形象。”

　　告别传统乡村、告别世代耕作的土地，在那个急速转型的时代里，一批批脱离土地的中国农民走进城市，但是城市还不属于他们——不仅很难找到自己的方位，而且难以获得话语权。在这样的语境中，忻东旺成为替沉默的大多数发声、造型、立像的艺术家。他为这个庞大的社会阶层做了记录，也为时代留下了清晰的印痕和面相。

　　人物个子矮小，身材粗壮，腰短，腿短，胳膊短，手脚大，脸盘歪。这显然不符合透视原理和传统绘画的审美标准，但这就是忻东旺笔下人物的总体风格。无疑，忻东旺像罗中立、陈丹青等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家一样在继续突破着当年主流的现实主义传统，诉诸一种新的艺术语言——通过绘画语言的突破，忻东旺表达着自己的价值追求和审美理想。

　　在正视边缘人群的过程中，忻东旺展现了底层人尤其是农民的生存状态，直视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困惑，也释放了普通人的激情和渴望。其实，任何有价值的艺术作品都应该反映出对生命的尊重、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美术作品中如果没有善与美，就难以感动人，行而不远。

　　雄心未了，忻东旺走了。一个个处于世纪交替、社会转型期的农民形象却矗立起来了，与此前的“父亲”“藏区农民”等等形象共同构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时期的中国农民序列，他们在突破传统、承载生命意义的同时也回答了视觉艺术的一个问题——形式作为独立的美的要素至关重要。

　　于今，各种流派的油画创作越来越成风景之际，无论是在美术馆还是在新闻媒体上回望这些艺术家们的探索时，自然要感谢他们对艺术的忠诚、对时代的忠诚、对生命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