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宏杰：上海大学教授 博导

　　文物材料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物本体材料，第二部分是文物保护材料。文物本体材料通过测试可以知道文物的组成、结构和性能。通过这些信息，能把古代制作工艺的相关科学和知识发掘出来。文物保护需要根据文物病害机制来定制材料，所以首先需要了解文物病害。同时，要研究保护材料的有效性、安全性及其耐久性。这是文物材料基本的概念。

　　中国具有万余年陶器生产历史，是世界上重要的瓷器发明国家。中国在不同时代生产的精美瓷器，经过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为世界各地的发展和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们长期以来缺少中国古陶瓷的研究。我们用到的古陶瓷常常是曲面的、很小的、很少的。针对这样不规整、量少的陶瓷样品，我们借鉴材料学的方法，同时创造一种方法，改造一种方法，运用大数据分析，把中国古陶瓷万余年的过程总结出来，建立数据库。

　　我们把103个窑口近一万个标本，二十多万组数据，放到数据库里。数据库建立之后，和一些国际著名机构进行合作，比如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美国的一些博物馆。但数据一直保存在我们自己手上。

　　很多文物弱不禁风，见光即毁，所以要第一时间保护。第一时间保护要求抢救性保护材料既屏蔽环境，又增强文物的可控性，还要绿色安全，价格便宜，操作方便。我们采用计算化学的方法找到一百种候选材料，最后选出了新型材料。

　　张焯：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 文博研究员

　　我在云冈石窟工作了20年，这20年亲眼见证了文物事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党和政府对文物工作高度重视，云冈石窟体现了中国文物事业的大发展。这20年来，云冈从一个小景区变成了大景区，云冈的保护从最初的石质文物保护，解决洞窟的坍塌、裂缝、风化等问题，发展到各种手段全面实施，保护的环境、保护的效果越来越好。同时云冈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云冈石窟全集》的出版，从学术角度完成了一项胜利的争气工程，改变了以往“云冈在中国，研究在日本”的学术屈辱史。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按照周总理的指示，1974年到1976年，对云冈石窟进行了三年大的维修；80年代继续进行深化，90年代解决了云冈石窟的粉尘煤尘污染问题。新世纪以来，主要解决云冈石窟水的问题，保护工作从石窟外部、石窟底部逐渐到石窟的内部，走出一条预防性保护之路，并在进行艺术性保护探索。可以说，云冈石窟这些年走过的路，代表了国家文化事业大发展的趋势。

　　这些年，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建筑大学等高校都参与到云冈石窟的研究与保护之中。中国几乎所有的美术院校，也都从美术角度解析云冈石窟。云冈石窟的保护突破了单一的石质文物保护，增加了彩塑壁画保护、馆藏文物保护等内容。在文物数字化方面也迈出了一大步，云冈石窟一半的洞窟进行了三维激光扫描，留下了精准的文物数据。在此基础上，第3窟、12窟、18窟的大复制，成为世界最大的等比例石窟复制，开创了一条先河。在3D打印、文物复制的基础上，建立起云冈的超算中心，这是山西文物系统最大的数据存储计算中心，有效保障了山西省文物储存，保证了围绕文物保护方面的运算需要。未来，更多的新技术，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将会在文物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次论坛来了这么多位院士专家，这是对文物工作、云冈石窟保护工作的巨大支持，必将在文物保护的各个领域形成巨大的力量，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全文完）

　　梁有福   曹 彦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