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性保护的概念起始于1930年罗马国际文物保护会议，起初主要针对博物馆，方法是通过控制其内部环境，以达到减轻或推迟馆藏文物劣化的目的。经过90年的发展，这一概念已经不局限于馆藏文物，其手段也扩展为风险防范、管理决策、公众意识等众多方面。在文物保护未来的道路上，预防性保护的理论和方法也将不断发展和变化。

　　文物保存环境“洁净、稳定”和文物本体“安全、健康”及管理措施“灾备”的预防性保护理念日益得到业界的普遍认可。“洁净、稳定”是针对文物保存环境而言，是指因环境因素或其他因素可能导致文物发生劣变或毁损所采取的各种预防措施，包括根据对文物保存环境的监测（检测）结果，采取相应的治理调控手段，努力实现“洁净、稳定”的文物保存环境需求。“安全、健康”是针对文物本体而言，指的是为保持文物安全健康采取的必要的干预措施，包括日常保养维护和必要的工程措施。灾备是针对管理措施而言的，是指在预设的水灾、火灾、地震等灾害条件下，文物的安全保障措施。

　　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和平初年，其主体雕刻于侏罗系云冈组长石石英砂岩、长石岩屑砂岩夹粉砂质泥岩中。石窟历经1500余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大多数石刻风化严重、洞窟整体稳定性极差，部分洞窟坍塌严重，石窟面临极大的保存风险。20世纪以来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石窟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劣化速度明显加快。云冈石窟自1955年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以来，一代又一代人做了大量保护管理工作，其中一部分工作就是以预防性保护作为其理论指引，极大程度上减缓了石窟的劣化过程。

　　风险评估——洞窟病害调查

　　进入21世纪以来，云冈石窟组织石质文物保护专业工作人员依据洞窟病害严重程度逐年开展洞窟病害调查工作，旨在摸清石窟洞窟健康状况。根据多年的实践总结，制定了“云冈石窟病害调查图示标准”，对云冈石窟的病害分类、病害测图、病害描述、病害分析、病害报告等进行规范约束，陆续开展了10余个洞窟的病害调查工作。这些第一手资料的积累，为石窟保护管理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环境控制——周边环境整治

　　历史上，云冈石窟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无人看管状态，周边村民曾经在洞窟内烤火居住、蓄养牲畜。20世纪初才将村民迁出洞窟，然而数十年后石窟再次处于无人看管状态，人为破坏严重，直至新中国成立大同市政府组织干部群众清理积土、铲除杂草，使洞窟具备开放条件。云冈石窟周边大小煤矿众多，距石窟仅350米的109国道每天通过的煤车达16000余辆，煤尘和废气污染十分严重，云冈石窟周边环境指标严重超标。从1992年起，政府投资2.6亿元，在距洞窟1500米以外建设了一条运输新线，将原有公路开辟为云冈旅游专线，从根本上减轻了环境污染对石窟的危害。

　　进入21世纪以来，借助大同市政府古城改造的东风，将原窟前道路移至后山，使景区面积扩大近10倍，开展了大规模绿化工作。经过上述治理工作，云冈石窟周边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全年二级以上天气达到300天以上。

　　这些环境整治工作未雨绸缪，虽不能像博物馆那样设置封闭环境进行控制，但也做到了对区域小环境的优化，在文物露天储存条件下达到预防性保护目的。

　　防护性设施——窟檐工程

　　云冈石窟在北魏雕刻时，壁面处于裸露状态，受到风吹日晒雨淋的影响。此后可能是古人发现其短时间内风化严重，辽金时期新建了木构窟檐，可惜不久即毁于战火，清朝新建了5、6、7、8窟的窟檐，此后8窟窟檐损毁，7窟仅残余部分木构件。20世纪90年代依据其原形制，修复了7、8窟前保护建筑，并于2012年开始新建了五华洞窟檐。保护性建筑的修建，既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雨水对洞窟外壁面雕刻的直接冲刷，也能防止阳光直接照射引起的表面温度剧烈变化，又能缓解洞窟内部环境的剧烈变化，对石窟起到一定的预防保护作用。有研究表明，以云冈石窟第9、10窟裂隙风化速度为例，其风化脱落速度降低了三分之二。

　　文物安全稳定——洞窟加固工程

　　经历1500余年的自然劣化，云冈石窟大量洞窟自然坍塌严重，许多岩体岌岌可危，随时有掉落的风险。建国后，石窟管理机构陆续对大部分洞窟采取了化学灌浆、锚杆加固等一系列措施，基本解决了洞窟坍塌问题。近年来，陆续实施开展的“五华洞危岩体”“第3窟危岩体”“21~30窟危岩体”等抢险加固工程，旨在解决洞窟危岩体的掉落问题，以保证游客和文物的安全，其也是一种预防性保护措施。目前云冈石窟的稳定性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隔断水源——防水工程

　　水是影响石雕的根本性因素，云冈石窟除了毛细水、凝结水和壁面冲刷外，大气降水通过裂隙渗入洞窟威胁最大。从20世纪90年代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现场试验，到西部防水试验工程、14窟防水工程，都是针对裂隙渗水所采取的根本措施，均取得了良好效果。个别洞窟凝结水危害较大，通过科学研究，在第5、6窟等处加装除湿机，有效缓解了这些地方的凝结水危害。石雕水害治理后，风化速度得到明显控制，预防性保护作用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