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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研究院民族融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专题研讨会专家发言摘登(下)

倪润安(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结合墓葬文化来谈谈对民族融合的看法。北魏是民族融合产生重大成果、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本形成的关键期。民族融合的发展脉络从文化和政治层面一直渗透到了社会底层,尤其是大量墓葬的表现形式上,体现了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的不断认同。如鲜卑的姓氏先选择了北魏氏,又选择了汉氏,这是为了不断适应自己的社会,在得到更广泛的认同上起到了主导作用。再比如作为外来文明的佛教,进入中国是比较早的,但是它真正的崛起、被中原文化体系所接纳,是在北魏时期。北魏之前都是以它自己的方式在传播,北魏时期的佛教从墓葬文化来看,已经融入了中原文化体系。

  北魏的文化整合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是平城时代早期,即道武帝到太武帝时期,是为了与南朝争夺正统地位,开始建立北魏正统制度;第二个时期是平城中期,也就是孝文帝早期阶段,他们以回归晋制为主要目标,同时这时期佛教成为与之并重的因素;第三个时期是平城晚期,也就是孝文帝亲政以后,佛教因素开始逐渐退却,晋制的建构得到全面执行。

  北魏的汉化是经过两次努力才形成的。第一次道武帝时期,第二次太武帝时期。道武帝在灭后燕的过程中,把后燕的制度全盘接收过来,依靠后燕建立了自己的制度,而后燕受晋的影响非常大,所以,这一时期整合的制度实际上是西晋文化的体现。太武帝在进行第二次整合的时候,西晋的文化在征战中缺少竞争力,他就开始回避西晋的制度,把接触到的河西文化整合进来,形成了以汉魏边疆文化为核心的北魏制。

  北魏制的主要文化来源包括几个部分,一个是鲜卑旧族,一个是西晋制度,一个是边疆文化,还有少量的佛教因素。我们从出土墓葬陶器的造型、纹饰上可以看出它们慕容鲜卑的鲜明特征。我们还可以从北魏墓葬的木器、漆器等随葬品中看出对墓主人的重视,这也是受西晋葬俗的影响。还有北魏石刻墓志的形制、内容,也都是西晋式的。同时,北魏墓葬也有超出西晋的地方,比如把墓主人的信息刻在棺木的隔板上。平城时期的北魏墓葬有圆形的、有方形的,也有刀形的,并且形成了墓葬壁画模式,内容包括车马出行和饮宴、狩猎、劳作、门神、侍女、鸟兽、花草等,而西晋墓葬里是没有壁画的。北魏墓葬还把壁画转移到了石椁上,而且在整个平城时期是没有断过的。

  平城墓葬的发展是从北魏制走向晋制,是为了学习汉文化,同时吸收了边疆文化,整合成自己的制度。到南朝放弃了晋制以后,北朝就抄了南朝的后路,继承晋制,争取到正统地位和更大的话语权。同时,佛教进入平城以后,也争取在北方发展。我认为太武灭佛的原因并不是佛道之争,而且因为佛教不尊重皇帝。文成复法以后,佛教发展得非常好,成为北魏的国教。以前我们在研究北魏墓葬的时候,常常忽视佛教因素的影响,事实上,造像、供养人、香炉、飞天、忍冬、莲花等佛教因素的介入,丰富了墓葬的内容。

  徐小淑(大同大学博士)

  我今天所讲的内容是21世纪以来日本对云冈的考古学研究,主要是围绕我翻译的日本学者冈村秀典的《云冈学的考古研究》展开的。这本书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是对京都大学所存考古资料的整理。2006年出版了《云冈石窟遗物篇》,2007年又发表了两篇论文,2008年出版了《丝绸之路发掘70年——从云冈到犍陀罗》。第二部分是加入了他们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今后的研究展望做了梳理。

  书中与云冈石窟相关的内容,一个是对佛教寺院由西到东的变化过程作了分析,还有就是对佛塔以及雕塑从犍陀罗到云冈的变化过程作了梳理。冈村秀典对云冈昙曜五窟受巴米扬大佛影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云冈石窟的开凿远远早于巴米扬大佛。日本学者把云冈文化置于丝绸之路佛教东渐的视野下进行研究,对于我们认识云冈文化的融合过程和形成的民族性,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这本书是围绕着云冈石窟的编年展开的。日本学者已达成一致,认可宿白先生提出的三期说,只是对前期和中期又细分了三个阶段。我个人认为这种分期细化更符合云冈石窟作为皇家工程的属性,可以有计划地稳步推进石窟的营造工程。日本学者认为前期和中期的造像形制差异太大,找不到变化过程。他们在第五窟和第十三窟找到了一些承前启后的要素,第五窟的过渡性特征第一个是洞窟形制,周壁和本尊之间的距离略长,本尊背后又开了礼佛的甬道,窟顶较为平坦,在空间上显得更加宽敞。第二个是尊像配置、背光纹样,都和第20窟是一样的,冈村据此认为第五窟的样式是由第20窟发展而来的。第二个是华盖装饰,第五窟与第十九窟以及第十九窟的东斜洞是相同的,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第三是窟门,在第五窟的窟门上开始出现了造像,在窟门两侧雕门神和树下禅定像,窟门顶部有莲花和飞天,明窗上也开始出现造像。

  再看第十三窟的过渡性特征,虽然也是大像窟,但南壁与本尊之间的距离扩大了。第十窟的本尊是交脚菩萨,在像容、配饰上与第十七窟近似,在明窗上雕刻了雕像和山岳纹样,保留了第七、第八窟的特征。基于这些特征,作者把第五窟和第十三窟编入了大像窟。

  宿白先生首次提出双窟“二圣”是为孝文帝和冯太后营造的,这个推断使史料记载较少的云冈中期窟与北魏的政治动向相关联。冈村对双窟的统一性和对称作了分析之后认为,双窟在营造的年代上可能存在着时间差,第八窟可能先于第七窟。我认为作者的理由是基于云冈造像越往后期越讲究整齐化一,雕塑也倾向于形式化模式化。后室的供养天人第八窟较第七窟也更有活力。关于双窟本尊与“二圣”的对应关系,冈村有一个图像学的分析,从冯太后的权势远远大于孝文帝这个历史背景来看,第八窟先于第七窟营造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梁有福  赵小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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