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是我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修建的规模浩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带着多民族的文化基因，长城历史悠久，见证和参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进程。自古以来，大同就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前沿阵地，如今的大同长城，成为游客追思历史的载体。大同长城建筑遗存，体现了中国古代军事、边贸、民俗、地域等多种历史文化。在长城学者的眼中，大同长城不仅仅是边墙，走近大同长城，能切实探寻深藏其中的古代军事斗争与社会治理的智慧以及民族大融合的特征。

　　在明王朝与蒙古诸部落长达200多年的军事对峙中，双边关系时战时和。战时，也先部、俺答部等蒙古部落轮番登场，大同的各个边堡成为南北交锋、战马嘶鸣的主战场。和时，各边堡又成为汉族同蒙古各部落贸易交流的重要场所。特别是明代隆庆议和后，大同镇陆续开设了得胜堡、助马堡、宁鲁堡等多处马市。

　　得胜堡群是明“隆庆和议”的重要见证地，其由军堡向民堡的发展演变是明王朝对蒙政策变化的缩影，是从军事堡寨演化为商贸城镇的典型代表。嘉靖三十年三月间，明廷决议明蒙互市贸易一年两次，每次马价银十万。得胜口马市贸易延续至明末，至清初停止。大同马市在长城沿线居于重要地位，尤其得胜堡地位最高，其市口互市酋长为顺义王、忠顺夫人并部落，并且在大同交易量最大。大同得胜口马市的开通，反映了当时各民族之间经济贸易的发展，进一步见证了长城在民族融合方面起到的作用。长城内外各民族在团结融合过程中，不断强化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左云八台子村的长城、教堂、村庄便是中西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明证，左云宁鲁堡马市是明代蒙汉互市的重要场所，也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

　　采访中，许多长城学者表示，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形态相互作用的结果，增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长城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凸显作用，促进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经磨难而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