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市博物馆   段晓莉

　　自古以来，砚是古代读书人最忠实的伴侣，也是一个地方教育文化发展的有力见证。在历史文明的发展长河中，端砚、歙砚、洮砚以及澄泥砚并称为我国著名的“四大名砚”，但与其他三种以天然石料雕琢的石砚不同的是，澄泥砚以泥制作，成品色泽如漆，扣之音质清脆。近年来，关于“西京某某款砚”不断面世，如“西京仁和坊李让款砚”“西京仁和坊马松款砚”“西京南关史思言款砚”“西京东关小刘款砚”以及“西京南关姜兴生造砚”等等，这些器物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当时西京地区制砚业发达，另一方面折射出西京地区教育文化繁荣盛况。

　　一、西京澄泥砚的发现与分布特点

　　古人在制作砚台的时候通常会在其上留下制造的姓名（或店号）以及生产时间和地点，这些带有广告性质的铭文为我们研究古砚的发展历程甚至是作坊的分布地点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如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西京南关史思言款砚”，砚体呈长方形，墨膛呈椭圆形，砚面微凸，墨池作扇形弧面，砚底有一长方形题记印槽，两行阳文，书：“西京南关史思言罗土澄泥砚瓦记”，其中“西京南关”为制作地点，“史思言”则是该砚台的制造者。目前发现的西京澄泥砚数量相对较多，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澄泥砚制作规模庞大，流传下来的数量众多。

　　西京澄泥砚的制作地点主要集中在“南关”“仁和坊”“东关”三个地方。古都大同与我国北方各大古城的街巷布局基本相似，都是保存了唐宋时期的“里坊式”城市布局，街道呈现棋盘式格局。契丹政权入主大同以后，承继唐宋旧制，城内的街区仍以“里”“坊”为单位，如《许从赟墓志》记载，“其夫人康氏于保宁八年病逝于云州丰稔坊私第……，夫妇二人合葬于云中县权宝里”。然而，砚台铭文只有“仁和坊”和“东门里”，至于“南关”和“东关”并没有说明是“里”或者“坊”，笔者猜测，这里的南关和东关应该是一个区域，“关”有关卡之意，是征收进出货物税收而设立的守卫之处，如贾谊《过秦论》中记载：“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师，叩关而攻秦”。辽获取幽云十六州以后，在唐云州城的基础上修建西京大同府城，城周长10公里，建敌楼、棚橹等守卫设施，设四门“南曰迎春”“东曰朝阳”“西曰定西”“北曰拱极”，并且在四门均设置关卡，因此，所谓的“南关”应是迎春门一带，而“东关”则是朝阳门一带，这两个地方应是当时手工作坊的集中之地，就像城内的仁和坊以及其周边的草帽坊、油坊等，是该地区传统的手工作坊区。

　　如前文所述，砚台铭文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读书人为了表达自己对某事、某物、某人的感悟抑或是为了表现对某一砚台的所有权，而在砚上篆刻某些内容或自己的姓名、字号以及标识；另一种是商家为了获得更多的销售市场，在砚上留有制造者的姓名、生产地点等。现存的西京澄泥砚铭文主要为制作者所刻，出现较多者有“史思言”“李让”“刘家”等，也就是说南关史思言、仁和坊李让以及东关的刘家应是当时西京澄泥砚主要的生产商家。其中一方“李让款”澄泥砚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巴林右旗辽庆州古城出土，砚台为黑灰色澄泥质，呈八角形，整体保存完好。庆州属于辽上京所属的周边城镇，而“西京仁和坊李让款澄泥砚”在这里出现，说明该手工作坊生产的澄泥砚不仅盛销于当地，而且远销到辽政治文化中心——上京地区，故而该作坊生产的澄泥砚应是当时较为畅销且颇受文人喜爱的澄泥砚。

　　二、西京澄泥砚反映出的教育与文学

　　砚台与古代读书人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而西京澄泥砚的大量制作与销售与当地的教育文化氛围密不可分。契丹族南下，占据燕云十六州，建立起庞大的与北宋相抗衡的帝国后，为了巩固政权，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同时亦为了提高契丹民族的汉文化素养，辽上层集团将学校看作国之大政、风俗所在。

　　随着契丹人对汉文化需求的加速，急需培养出自己的民族人才。辽政府首先在西京大同府设立国子监，国子监为我国古代社会最高的教育管理机构，这一机构的设立折射出西京的重要性。清·乾隆《大同府志》载，“西京国子监，在府城和阳街”。楼阁规模宏大，每临大考，皇帝、亲王都要亲临考场视察。另张起岩在《崇文堂记》中记载：“云中在辽为陪都，学即辽国子监，宏敞静深冠他所”。西京国子监有力地推动了该地区的教育文化发展，也使澄泥砚这类为文人所必需的手工作坊扩大了生产规模和销量。

　　除国子监这样的高级教育机构外，西京地区还建有京学、州学、县学等地方性教育机构。《辽史拾遗》载：“道宗诏设学养士，于是有西京学，有奉圣、归化、云内、德、弘、蔚、女为、儒等州学。各建孔子庙，令博士、助教教之，属县附焉”。此外，这一时期书院制度在西京地区也流行开来。书院是我国古代中央集权社会特有的教育机构，是官府或私人藏书、教书和读书、治学的地方。宋代以后，随着私学的兴盛，书院逐渐独立于官学之外，其性质从国家图书机关变成了讲学、肄业的场所，为古代教育输入了新鲜血液。《山西通志》记载：“应州学旧在城西北隅，辽清宁中建”。另建有书院，“龙首书院在应州西南，辽翰林学士邢抱朴建，今儒学即其故址”。辽代西京大同府的龙首书院是当时十分著名的乡学书院，故址坐落于应州西南，是辽代状元邢抱朴回乡后所建。龙首书院是辽代西京地区唯一一所有记载的书院，然由于史料缺乏，其规模、体制概况均不得而知。不过从辽代应州以及大同地区的进士及第、文人济济的盛况可管窥龙首书院对当地教育的深远影响。

　　从史料记载可知，辽代西京地区的府、州、县学以及乡学书院等各种教育机构应有尽有，这为辽代西京地区的文学、教育以及与教育文化相关的手工作坊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辽代在西京地区设立的各类教育机构，充分说明了辽统治集团对西京教育文化的重视，辽代自建立以后，为了加强统治，笼络人心，大量吸收汉文化，重用汉人、开科取士、兴办教育、编修史事，无一例外都是从思想层面上加强与汉文化的融合。州学、县学以及书院制度设立始于北宋，时间上与辽代接近，因此，西京地区虽为草原契丹族统治，然其教育文化并没有因契丹化因素的渗透而没落，而是较前代有了明显的发展。

　　通过查阅资料笔者发现，有辽一朝，中进士者数不胜数，除了前文提到的邢抱朴、邢抱质兄弟二人外，还有孟唐牧、边贯道、虞仲文、康公弼、苏京、魏鉴、陈昭衮、李正臣、宁的等近20余位进士，当然也不乏进士世家，如鄯阳（今山西朔州一带）的宁氏家族，一门竟出进士五人，这在辽代是较为罕见的。到了金代，西京地区更是出现了浑源刘氏家族、雷氏家族等享誉后世的进士世家，这种空前绝后的进士及第盛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传统教育文化及文学艺术在西京地区的延续与发展，同时更促进了以澄泥砚为首的手工制品的大力发展。市场环境是影响商品销量的重要因素，而在西京地区良好的科考与文学氛围的影响下，与其相关的产业（纸墨笔砚）出现了较好的生产与销售市场，而西京澄泥砚的发展与流传正是这一现象的最好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