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是云冈石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禅观和礼佛观在石窟开凿设计理念中起决定性作用，两者与三世佛以及七佛组合一道，反映出当时的佛教信仰观念及修行方式，共同创造了宏伟壮观的云冈佛国胜境。

　　一、礼佛观

　　西晋灭亡后，北中国陷入十六国混战，佛教在北凉以及后赵、前秦、后秦等国受到统治者的信仰和支持，发展迅速。南北朝时期，“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这是对太武帝平定凉州以后，把凉州佛教虏入京都平城的描述。佛像的大量出现，使佛教礼仪进一步完善。佛教传入汉地，其礼佛形式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礼拜仪式，形成一整套严谨、隆重且有等级观念的礼制。佛教徒们面对庄严的佛像，都得恭敬地去礼拜。

　　北魏初年，僧人法果则以皇帝为当今如来，提出拜君如拜佛的礼佛观。《魏书·释老志》中记载，“法果每言：‘太祖明睿好道，即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法果将礼敬佛祖与礼拜皇帝融为一体，使礼佛也有了双重意义。

　　北魏之所以造像，新的礼佛思想是关键。高僧赋予世俗政权以佛教神权，而统治者正是利用这种礼佛形式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部分高僧早已是北魏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昙曜在太武灭佛的劫难后造像，礼佛观是前提。礼佛与拜皇帝的双重意义，是促成云冈石窟造大像的契机之一。而云冈石窟的早期洞窟，昙曜五窟即是表现“拜君如拜佛”礼佛仪式的典型。

　　二、禅观

　　“禅”是一种静心思虑的修行方式，禅修又称“思维修”，是悟道成佛的渠道之一。凉州在晋末为禅法兴盛之地，而北魏佛法随着太武帝灭北凉，徙国人于平城之际，也越加繁盛起来。

　　北魏的禅业中，玄高不可忽视，他专精禅律，曾在长安受禅于觉贤，后师从于外国禅师昙无毗，妙通禅法。后投靠北凉沮渠蒙逊，颇受尊崇。北魏太武帝灭凉，玄高随至平城，或因牵连太子晃事件，于太平真君五年（444年）被杀。文成帝复法后，立即召回“以禅业见称”的昙曜，《高僧传》记载：“河西国沮渠牧犍时，有沙门昙曜，亦以禅业见称。此应即北魏石窟寺僧，佛法再兴亦由于禅师也”。和平初年，昙曜奏请文成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文成帝欣然同意。主持开凿云冈石窟的高僧昙曜，将当时盛行的礼佛观与禅观巧妙结合，将帝佛之像与禅观修行相统一，既可以使信徒们礼佛陀形像，兼含礼拜皇帝之恭敬，又可使僧众修习禅业，由观佛入得三昧。昙曜五窟的佛教文化迎合了北魏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为佛教进一步发展找到了有力靠山，这也是北魏佛教能够达到鼎盛的重要原因。

　　三、译经

　　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史上译经最多的时期，420—589年间南北八个朝代共有翻译佛经者67人，译籍750部共计1750卷。到文成帝恢复佛法，沙门师贤受命为道人统。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为沙门统。因灭法运动中大部分经书被毁，昙曜集诸高僧在云冈石窟寺内翻译佛经，参加译经的有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人。据《魏书·释老志》云：“昙曜又与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佛统传承思想意在昭示佛教源远流长，遂致以释迦牟尼为中心的三世佛以及七佛组合迅速发展，成为北魏时期云冈石窟风靡一时的造像题材。

　　北朝佛教注重实践，在佛教思想文化的引领下，修寺造像，开窟建塔盛行。在北魏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云冈石窟孕育而生，这是第一次由国家主持经营的大规模的石窟营造工程。云冈石窟所体现出的佛教文化与政权统治密不可分，既有利于佛教的发扬光大，同时符合北魏皇家的统治理念，由此创造了公元5世纪世界雕刻艺术的东方奇迹，它反映了当时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以及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