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凤翔

　　春天终于来了，但老贾走了。

　　我恨透了那个寒冬，尤其是2022年12月19日3时59分那个不近人情的冰冷时刻，让老贾再也见不上我们，我们也再见不上老贾。

　　可恨我远在外地，又被那种“感冒”折腾得身乏体痛，没精力也没条件回大同去送他最后一程。也只能在回忆中失眠、在失眠中回忆了。

　　那是1980年冬日的一个上午，《雁北报》文教组组长任珂老师把我领到老贾办公室。稍前，任老师告诉我，人们所称呼的老贾叫贾春太，时任雁北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兼雁北报社社长。他清瘦，但极精神，说话时总要皱起眉头。随着话音的节奏，右手食指朝前下方点画着，感觉到他的话实而劲。“你看你这孩子 ，”当他知道我是谁后，就以这种状态满是认真而赏赞地对我说，“你自己还不会水呢，可下水去救人。真是的！”

　　他所说的救人一事，就发生在不久前的暑假末期。当我在大同公园人工湖跟前游玩时 ，发现一个小女孩落水。眼看她朝着湖心下沉、只剩下头发飘在湖面上，情急之下我和衣下水救人。怎奈衣服浸水下坠，等3岁女童被救上岸后，我差点“光荣”了。没几天，《雁北报》《大同报》相继以《不留姓名的人》为题，文情并茂地报道了这件事。大约个把月后，又有一个知情的同志给报社提供线索，发表了《不留名的人是谁》，让读者知道了我。

　　与我首次见面的首句话老贾就提起了这件事，说明上了他的心。我只是说，那是人的本能，谁遇上也会那样做的。他当即表示不然：“在本人没有危险的时候容易做到，可在自己生命受到威胁时救别人那就难能可贵了！你又没有别的企图！”他的言语、表情及所有状态都显现了掏心掏肺般的理解与认知，丝毫不带任何负面含义。这是我听到的最善意的点评。

　　这次找老贾，原本是想让他这位分管文化的副部长给地委文教系统沟通一下，同意我到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去学习。是年6月，西戎先生主编的《汾水》杂志在次挂帅的位置发表了我和家兄凤舞合作的短篇小说《“尖”老头冒尖》，且同期附有评论。10月，我作为雁北仅有的两个名额之一应邀出席了《汾水》编辑部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现场聆听了老作家们的谆谆教诲。到会座谈的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郑笃、冈夫等。不久，就有一封推荐我去学习的公函落在了手中。作为朔县师范中文教师的我，按照当时的制度，是绝对不能离开教师岗位的。听了我的烦恼，老贾先是一番安慰，继而又说：“你的小说任珂同志推荐给我看了，文字很美，是山药蛋派！我看你就先来咱们这里学习吧！我也是从省里边下来的，地区也有地区的优势。”

　　就这样，我成了《雁北报》的一员，每天与老贾低头不见抬头见了。之后，老贾便委托任珂老师起草了请我到报社学习的公函寄往朔县师范；再之后，老贾找地委行署的主要领导给有关部门打招呼，为我办理了调动手续。

　　初到这里，就让我有一种全新的感觉。首先是人人平等，真正的官兵一致。单就表象，显不出半点三六九等来。特别在称谓上，只有一老一小，就分不清孰官孰民。我还习惯于以往的经见，知道职务的自然称这长那长，不知道职务的一概称其为老师。那天我称呼要子瑾为要老师时，恰逢老贾在场。他即刻眉头一皱、话上口来：“呀哈！数叫这个要老师肉麻嘞！咱们这里跟别处不一样，不能乱叫。见到比你岁数大的，就叫老这老那；比你小的，就叫小这小那。比如数我岁数大，你只能叫我老贾。”其实，我画的第一个版面就是要子瑾手把手教的，称之为师按说不为过。自此，我只好改口，纠正“口误”。老贾虽是大领导，但上下班从来不用单位的车接送，而是骑着一辆除了铃子不响其他地方都响的女式自行车。如果让我描写这个车子的破旧程度，只能用少皮没毛一词形容。它陪伴了老贾的整个新闻生涯，直到老贾退休的那天它才退休。

　　更叫我庆幸的是，在老贾的麾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一潭清水，很少听到人们扯闲话。人心思报成为风气、也是风景，人们整天跟桌面上的稿子“拧眉”，在意的是老贾如何评报。在每周一次全体编采人员参加的评报会上，一个小编辑（记者）可以面对面地批评社长的作品，即便言辞偏激点也没事。当然，别人的意见都发表完后，老贾要进行综合点评。他的意见除了自己对作品的看法外，主要提出往后的业务方向，具体到哪类稿子如何采写、编辑，版面该如何设计。他批评别人的作品时也不留情面，话到激动时甚至要习惯地用右手食指敲敲桌面。而正是这种气氛，才真正体现了业务面前人人平等。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方式，人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贴在立于办公区门口的评报板上。这种方式则是老贾运用得最多。他把自己的看法用毛笔字写在大样或新出版的报纸上，人们上下班路过时总要看上几眼，随时接收老贾的办报理念。

　　我曾回望过往，把1980年自我确认为人生幸运年，有几件大事装点了我的生活，但最让我有成就感的是结识了老贾。在工作、处事、生活上，我都得到了他的点拨提携和管护。当婚的1981年，我和爱人领了结婚证后四处租房无果。一位热心人给我出主意，找老贾发话，占用《山西日报》和山西电台驻雁北记者站的一间房子给我们做婚房。这间房子就在我们办公室的对门，里面放了半地旧椽木，还有一块大帆布做成的苫布。我跟老贾提出请求后，他十分爽快而简洁地回应“行”，我们自然发疯般地兴奋，两口子利用一个半天半个夜晚，把带土的椽木靠着东墙摞起来，再用苫布盖住。虽家徒三壁（另一壁已有了椽木），但终于有了安身的窝。知道我们收拾好了，老贾决定要参观一下。他进门一看那景象，不禁面露惊讶：“这怎么行？快把这烂东西扔出去！”他再二话不说，揭开苫布，拉起一根椽木就往外走，扔在了院里。见老贾这样，全报社的人都学着他，不费一袋烟工夫，就把那些东西全部清理完毕。紧接着，老贾又嘱咐财务室，当月开工资时每人扣下5毛钱，为我们购买礼物。老贾又说，这里数他的工资高，扣上1块。很快，我们就收到了搪瓷碗、水（暖）壶等礼品。我们头一天在一个锅里搅稠稀的时候，饭熟了才发现没买筷子。我到隔壁要子瑾家里借两双，他说：“还借啥？拿上三双吧！以备来个客人啥的。”就这样，一个无产者的家庭诞生了。从此，只要在家里吃饭，我必用那个搪瓷碗。多少年了，烂了补，补了烂，烂了再补，我始终使用着。一个不起眼的搪瓷碗，装满了当年以老贾为代表的雁北报同仁们对我的恩德。它甚至成了我的精神支柱。

　　我开始编版不久，因吃不准版样字数与稿纸字数的微妙关系，给拣（排）字师傅带来不便，受到冲呛。老贾知道后，一次编采协调会，他破例要求报组拣（排）字师傅参加。会上，他特别介绍了我：“这是新来的小齐，他是山药蛋派。今后咱们的文字要向他学习！”

　　从此，再也没有师傅跟我发生不愉快。多少年以后我才悟出来，那是老贾十分艺术地为我解围。我常听人说，老贾在背后讲我救人的故事。每每向人介绍我的时候，首先说说那件事。一度时期，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他塑造我的人品人格，为我构建通往坦途的桥梁。

　　他在生活圈里呵护我，在业务上则是严之又严。记得在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我接受了写一篇社论的任务。我想趁此踢个飞脚，露露才气。于是别出心裁，论道说理完全运用文学的语言。老贾看稿时，用红毛笔把我的蓝色钢笔字删得只剩下半句话，然后就在空白处用行草体重新写了一篇社论。我生怕工人师傅发现了这个秘密，连夜工工整整地把稿子重抄了一遍，趁黑把版样塞进拣（排）字车间。他跟我个别谈话：“社论是代表地委和行署表态的，要突出指导性和指令性，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群众干什么怎么干，一定要讲清楚，不能只玩华丽的文字游戏！”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关于言论的写作理论。

　　这次露怯以后，我又经历了两次不成功的采访，差点在老贾面前把嫩脸丟尽。社论没写好就拣自己拿手的来，自告奋勇去写报告文学。结果写出近两万字的稿子，他看后没表态，既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把稿子放到我办公桌上，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我那种尴尬真比挨一次痛骂更难受。

　　吸取这几次教训，我变精了，一是再不敢没把握地揽“瓷器活”，二是写不出上好的作品再不交给老贾看。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瞎猫终于逮到了死耗子。那是一次探家的时候，到本家哥那里闲溜达，比我母亲岁数还大的老嫂子向我讲述了哺育养子的故事。她边讲边哭，言至情深之处，我也由不得自己，陪着她下泪。以这次意外的收获为素材，我一鼓作气地写出了长篇通讯《金子般的心》。下班时间，我把这件作品交给老贾，请他斧正。稍许，我以到水房打水为幌子，路过老贾的办公室门口察动静。只听到老贾吸溜吸溜地“嘿呀”了一声。我想有戏，他也被打动了。当他把稿子还给我时，看到左上方标有“速发！”那隽秀的红笔行草让我斗胆问他：“发表时能不能署个‘本报记者’？”“能！”老贾曾在评报会上批评一些稿子质量不高，提出：“像这样的作品，以后就不要署‘本报记者’，就署你自己的名字。要坏就坏你自己的名声，不要坏本报记者的名声！”后来，我又把这篇稿子寄往《山西日报》，该报又改标题为《反哺》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发在《黄河》副刊的头条。从此，我的采写再没失手过。要说我在通讯的写作上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绝对是让老贾“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