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凤翔

　　老贾在业务上严要求，在修为上更是严己亦严人。他没有收礼的习惯，即便是参会发个小包包，也送给了别人。有一年新年前夕，他的几个晋南老乡到他办公室看望，放下两包闻喜煮饼。单位开迎春茶话会时，他就把煮饼拿到会场，让众人尝了稀罕，都没给他的小女儿留下一小块。他要求我们，下乡用餐必须交钱交粮票，也不能边采访边采购，坚决杜绝一切以稿谋私行为。尤其在发稿问题上，卡得更严。有位同志在修改通讯员的一个小稿时不小心连自己的名字也署上了，他当众当面痛斥：“这是文贼！道德问题！”他不允许别人的稿子后面联署他的名字，从来不侵犯别人的劳动成果。倒是他写稿总要把同行下属的名字署上，而且要署到他的名字前面。知道了这些规矩后，我从不敢轻易地编发熟人的稿子。凤舞擅写也喜写，我照样更加严拒，其稿子见报都是通过他人之手。老贾曾提拔过许多人，从没听说过他得过谁的什么好处。我26岁那年被任命为总编室主任，任前连一点迹象都没有，老贾那里更是没透露出半点口风，更没让我领情什么的。直到开会宣读地委组织部的任命文件时才知道，我这个无依无靠无学历的人竟然能安上这么重要的“翅翅”。我当时到他那里辞职，言明想搞文学创作，换个轻松些的岗位。他郑重其事地跟我讲，在报社，搞新闻是正业，写小说是副业，要分清正副。再说，同是文字工作，在哪个行业能做出成绩也算成绩。我再不敢“大摇大摆”地创作，只能在繁忙的编务后偷点闲。在这个任上，我真还干得小有声色。后来细想，不是我有本事，离开老贾等领导的支持与指教，我什么也不是。有他这样的背景，他的儿女也没弄个什么科长局长的干干。尤其是他的儿媳毕业于清华，父亲又是雁北地委执掌重权的领导，但她到辞世时连个副科也没当过。在雁北，在新闻圈内，说起贾春太这个名字来，基本就是清廉和正义的象征。

　　老贾的严是出了名的，但他的宽也是少有的。当他觉得哪个同志业务成熟、翅膀变硬后，便交给一片天空让其自由翱翔。报纸变成日报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当时，我承担的是版面和标题的改革任务。经过多方学习与研究，我提出了版面设计要遵循基本栏挂帅和黄金分割法。老贾立马给予充分的肯定，并让我在全社编采人员会议上进行了讲解，使这种设计方法在全社推广。一度时期，省内省外的一些地市报纷纷前来取经。老贾等领导便把我推到前台，让我介绍版面和标题的改革情况。我知道，这是在树立我的业务威信。每每向他请示，他总是那句：“你看着干吧！胆子大一些。”在具体编排制作等技术层面上，他甚至允许出错。尤其是标题制作上没少给他找麻烦，但他从来不粗暴否定，总是以商量的口气说话，生怕挫伤我的积极性。在编发一篇反映左云县上张家坟村靠改革走向富裕的稿子时，我大笔一挥，将好好的原题改成了《上张家坟人肥痛了》，发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倒是生动了，但受到行署秘书长王化文的批评。这一事件，直到他仙逝也没跟我说过。是去年化文先生跟我聊起老贾的优秀人格时，不经意间说出来的。类似的“黑锅”，老贾还不知替我背过多少回。反正遇上什么麻烦，有老贾挡着、扛着。

　　最叫我刻骨铭心的是，海南建省的1988年隆冬，《海南特区报》聘我去那里上班。接到聘任电报的当晚，老贾和他的夫人黎阳老师来到我家，既是祝贺，也是道别。当他们看到我时年75岁的老母亲十分伤感的模样，便耐心安慰：“这是件好事！他还年轻，到那里比在这里有出息、有前途。”母亲则表示，她就要儿子，出息不出息不在乎。老贾显然红了眼圈，说我去了海南，家里有什么事就吭声，他们可以帮忙。他见我神情恍惚，便嘱咐，那里好呆就呆，不好呆就再回来，这里的大门永远大开着。实在不行，就当旅游，不管怎样去走上一趟。当时的情境至今历历在目，亲人之举啊！目不识丁、终身为农的老母亲并不知道，眼前与她絮絮叨叨的两位人士极不普通：老贾虽是高小学历，却是了不起的业界奇才，他是解放初《山西日报》驻晋中记者站的站长，采访报道过大人物，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殊荣；黎阳老师是北大的高才生，是《中国青年》杂志三名创办者之一，毛泽东主席曾垫着她的肩膀为她题名。后来我多次给老母亲讲他们的身份、故事，她似乎并不关心那许多，只知道他们是好人。“你好命！遇上了那样的贵人。好好对待人家！”弥留之际，老母亲说。这是老人留给我最重要的遗嘱。

　　世事变迁，总有人各东西时。退休的那年，老贾调往山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任驻会副主席。后来，他又把手续办回《大同晚报》（原《雁北日报》）。而我调往新建的小市朔州。人虽分开，反倒交往甚于以前。他退了，我再不用操心觊觎之嫌。从此，以前向来不登他家门的我成了他家的常客。而且，自这一年起，每年中秋春节前，我都要依例慰问。即便带点小礼物，一进家门就抢先说明：这是我的工资、稿费买的，干净！星期天，我就去看看黎阳老师，帮她干点小家务。感谢现代化的应时到来，我和老贾能够经常电话联系，说我的家事、公事。有倾诉，更有请教。

　　大凡所询，只要老贾肯定的，我就照做；他要吃不准的，不管压力多大我也不做。1989年3月20日，在他的指导下，我应邀设计编辑了朔州的第一张报纸，出版后，引起了较大反响。2002年我担任总编辑快一年时，市委领导指定让我采写一位典型人物。采访当夜，我给老贾致电汇报并求教。在他的指点下，我将写就的长篇通讯投寄到新华总社后，改题为《待到梨花烂漫时》，发在二路报，《人民日报》采用于要闻版头条，《山西日报》发在头版头条。这篇作品获新华社国内部优秀新闻作品奖，且在20篇作品中排名第一。2003年第五期《中国时事界》公布信息并配有评介文章，称其“作为通讯员来稿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还是头一回”。2005年我被山西省首届特殊人才评委会授予正高职称，是与之分不开的。

　　在工作上，老贾也给予了诸多指导。在我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时，他经常提醒我，千万不要越权；在我担任了党委书记、社长后，他则要求我一定要把权力分配给分管副职，让他们有职有权。尽管我一一照做，但总有不尽如人意处。那一定是我的水平赶不上趟，老贾的指教没有错。

　　我常想，跟老贾相处，必须要有一种底气，那就是一定要清正。不然，他压根就瞧不起你，不管你多有权势，都不会正眼看你。2008年，我担任了山西省新闻系统高级职称评委，感觉压力好大，弄不合适，就无法再登老贾的家门。事后他肯定要问个所以然，让你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而他又是顶级内行，只有用权威的职能做出权威的事，他才认可。以后与他多次谈及此事，我自感几项能说得过去：一是没给我哥和我爱人评；二是与其他评委沟通，为有能力无学历的太谷报社社长破格评上了正高职称；三是积极引导，为因答辩时紧张而几年都未能通过的一位新闻学博士顺利晋升。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我没有收过一分钱的礼。这几项果然傲气地通过了他的“验收”，成了我在他面前逞能的得意之作。他听说我在朔州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且“出无车”“食无鱼”，欣喜地笑了，显然舒展了眉头，笑得再无担心、再无挂记。我很渺小，但一刻也没敢忘记向老贾看齐，一刻也不敢给老贾脸上抹黑。那年单位集资建房，投很少的钱就能换取很大的利，但我没有要。我跟老贾交流，他说：“你做得对！”我儿子结婚小操小办，应付了一下“亲朋舆论”了事，且向市纪检委做了申报。前几年我母亲等三位亲人相继去世，都丧事从简，不声张，不收礼。老贾知道后，自然是一番肯定式的感慨。被他认可，比给我评个劳模也高兴。

　　与“阳”为伍的初期已临近年关，虚弱的我身处外地，整天盘算着怎能回到大同去，慰问并再次享受“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谁知道盘来算去，面对了无法面对的事。没有老贾的大同我还怎么回去？

　　我只能给我情同手足的老哥、他的儿子贾潞打电话，替我送上一个花圈。“不行！他有遗嘱，不准搞那一套。”原来，他早就写好了遗嘱，逝世后不许通知任何人，立即火化。他还立下字据，病危不抢救，为医生开脱。若得了癌症，不做手术，不化疗。他特别嘱咐将他和黎阳老师的骨灰都撒了。他把后事安排得如此轻松，倒好像要去进行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样随意，那样豪迈，简直让死神也束手无策。更让人不是滋味的是，他自拟了一份《讣告》，说是要以此创新这类文体的写法。

　　老贾虽已93岁，但在我的感觉里，却相当于他的英年早逝。我躺在沙发上、躺在床上，写下这些迟到的文字，献给那个叫你无奈、叫你敬重、叫你心疼的早已被神化了的老贾。

　　（作者为山西省报业协会副主席，朔州日报社原党委书记、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