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辽代墓葬的发掘，大量的文物遗存重新面世，其中就有为数众多的辽棺。在这些辽棺中，以马家堡辽墓出土的琉璃棺最为精致，不仅体现了墓主人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代表了大同地区辽棺的最高水平。本文以此为出发点，通过对马家堡辽墓及出土琉璃棺的分析，进而对大同地区的丧葬习俗，尤其是葬式特征进行重点剖析。

　　一、马家堡辽墓及琉璃棺

　　1958年8月，在大同市东郊马家堡村西北约5千米处发现了一座辽代砖室壁画墓，墓室南北向，平面呈圆形，穹窿顶，为大同地区辽代典型墓葬形制。该墓被发现伊始，墓顶已坍塌，墓室堆满淤泥，致使墓内壁画脱落严重，壁画内容模糊不清。由于发现及时，大同市文物陈列馆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数件制作工艺精美的瓷器，包括釉陶三联壶、白釉碗、白釉注壶、白釉碟以及缠枝花卉纹琉璃棺等。这些器物保存完好，工艺精湛，是研究辽代陶瓷业发展状况及墓葬习俗的重要实物资料。尤其是琉璃棺的出土，代表了当时葬具制作的最高水平，是研究辽代葬俗文化不可或缺的实物。琉璃棺长 0.6米、宽 0.3米至0.35米、高 0.43米至 0.51 米，由白色高岭土低温烧制而成，整体由棺盖和棺身两部分组成，棺盖为拱形，其上刻划交叉的菱形方格，方格内外又雕刻海棠、菊花等纹饰，盖顶四周堆贴一圈卷云纹。棺身前大后小，近底部堆塑一周柱脚，形成棺座。棺身前面嵌小门，两侧面及后面堆塑缠枝牡丹纹样，四壁周边堆贴高浮雕卷草纹带，器外壁施黄、绿双色釉。从釉色上来说，该器釉层厚实、色彩艳丽，与大同南郊云大金墓出土的三彩烛台极为相似；从造型上来说，前大后小的弧形棺在大同地区较为少见，据现有资料来看，仅有马家堡辽墓出土的琉璃棺、同泉路辽墓出土的彩绘雕花石棺以及下皇庄 1号辽墓出土的彩绘弧形盖陶棺。但是棺身下附棺座的形式在大同地区极为常见，如新添堡29号辽墓以及卧虎湾1号、2号辽墓出土的石棺均是这样的形制。此外，自20世纪 50年代以来，随着辽墓的不断发掘， 还有其他器形不一、种类丰富的陶棺及瓷罐等不断面世。

　　大同地区辽墓的发掘分三个时期。1950 年至 1960年，清理了一批墓 葬，大同近郊为主要发现区域，有十 里铺村东的27、28号墓，新添堡村东北的29号墓，卧虎湾7座辽墓，马家堡辽墓。1970 年至1980年末，辽墓发现的数量不多，发现区域的范围主要在大同城西南郊，有周家店辽墓、许从赞夫妇墓以及大同南关三座辽墓。

　　1990年至今，辽墓的发掘较少，有五法村辽墓、东风里辽墓、机车厂辽墓。在这些墓葬中，多数都有辽棺的出土，但与马家堡辽墓出土的琉璃棺相比，无论是制作工艺还是装饰纹样，都有明显的差别，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它们都是盛放骨灰的器具，是辽代大同地区火葬习俗盛行下的产物。

　　二、辽代大同地区葬式特征分析

　　不论是马家堡辽墓出土的琉璃棺，还是大同地区出土的各类辽棺，这些葬具的出土与大同地区独特的葬式密不可分。依据现有的发掘资料分析，大同地区出土的50余座辽墓无一例外均是火葬墓，从有明确纪年的辽早期许从赞墓到晚期大同东风里辽墓，均以火葬的形式出现。这与金元时期大同地区火葬、土葬结合的葬式完全不同，也与辽国上京、中京等地多有土葬墓岀现的情况不同。由此来看，火葬是大同地区主要的葬式之一，也是该地区的葬俗文化有别于其他地区的重要特征之一。

　　从以往的观点来看，大同地区的火葬方式主要受辽代火葬影响。但事实上，辽国境内尤其是辽上京地区并不是完全实行火葬，在许多大贵族的纪年墓中均有土葬的痕迹，如早期的耶律羽之墓、中晚期的陈国公主墓, 以及诸如温多尔敖瑞山辽墓等大量无明确纪年的辽代贵族墓葬同样采用土葬的方式。尽管如此，火葬依然是辽国境内最主要的葬式之一。契丹建国后，随着佛教的传入与盛行，火葬更加盛行，五京之内皆盛。佛教徒崇尚礼佛，受涅槃重生思想的影响，希望死后超生轮回。起初，这种葬式理念只在佛教信徒和寺院僧侣中流行，但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火葬在普通百姓中开始盛行。由此来看，辽代大同地区的火葬很可能是受佛教的影响。西京大同是辽代的佛教圣地，这里既囊括了包括皇家祖庙华严寺在内的大量佛寺佛塔，又有众多的高僧云集， 有力地推动了大同地区佛教的发展与传播，于是以大同为首的西京地区从世俗社会层面上逐渐接受了与佛教相关的各种礼仪与习惯，这里就包括佛教的葬俗。由此，火葬方式得到了这 一地区汉人的推崇，成为了当地合规合情的葬俗。当然，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大同地区佛教盛行不仅仅始于契丹占据燕云十六州以后，早在北魏 时期大同地区便是著名的佛教圣地， 云冈石窟的开凿即是其有力见证。历 经数百年佛教文化的洗礼，佛教的相关教义及习俗已深入人心，加之契丹建国后佛教的广泛传播，致使与佛教相关的习俗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尤为彻底，这也是大同地区从辽早期墓葬就出现火葬方式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丧葬方式的改变，与之相应的葬具也随之发生变化。根据现有的发掘资料分析，辽人火葬以后，骨灰的处理办法通常有两种:一种装入石棺、陶棺、琉璃棺、瓷罐、陶罐等小型器物中,另一种则不用葬具，直接将骨灰撒在棺床上。这两种方式在辽代各个时期皆有。早期由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契丹平民死后经火化，只是将骨灰盛于陶罐、小石棺内埋葬， 甚至还有多人用一个骨灰罐。辽代中期，契丹人的火葬墓出现了一些变化，葬具多用精美的石棺，石棺的形状与同时期的土葬墓的石棺很相似， 仅规模略小而已。辽代晚期，契丹人火葬墓的形制和墓葬更加复杂。不用葬具，直接将骨灰置于尸床上或散放于墓中的葬法亦比较流行。而这些在大同地区的辽代墓葬中亦有同样表现。该地区辽代墓葬中用葬具者居多，尤其是石棺更为常见，雕刻精致者亦有不少。如同泉路辽墓出土的彩绘雕花石棺，整体造型与马家堡辽墓出土的琉璃棺相似，棺盖呈长方形，盖前沿起云头纹，盖身通雕海棠、菊花等纹饰。棺身前大后小，棺前档嵌小门，门两侧各绘一侍从，后档、侧梆板及棺身雕刻花卉纹。棺座为长方形，座四周雕一圈花卉纹，棺外表施彩绘，整体造型精致，纹饰精美。与琉璃棺一样，此为大同地区辽代葬具精品，是研究辽代葬俗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三、结语

　　琉璃棺是辽代大同地区葬具发展水平的重要见证，其较高的制作工艺 与隽丽的雕刻纹饰体现了当时葬具发展的最高水平，当然拥有这样的陪葬物与墓主人可能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密不可分。尽管该墓没有出现墓志， 墓主身份无法确认，但从出土的多件精美瓷器来看，拥有如此精致的陪葬器绝非普通人家所为，由此来看，墓主应为富裕阶层，也可能是一个家境厚实的佛教徒，由此采用了火葬的方式。不论如何，琉璃棺以及其他众多陶质、石质葬具的出土，既说明了大同地区火葬十分盛行，又印证了丧葬习俗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历史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