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地理常识，对于长城的表述是“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误解，似乎长城的修建是从嘉峪关起而止于山海关。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的空间逻辑。按照时间逻辑或历史逻辑，长城的起始又该是怎样的呢？《魏书·世祖本纪》说得清楚，北魏拓跋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在国都平城（今大同）以北，修筑长城，东起上谷军都山（即今八达岭一带），西至黄河岸，名“畿上塞围”。后来到北齐王朝天保六年（555年），又一次加修，西起大同，经军都山东去，把长城延伸到了海边。史书所载，凿凿有据，没有大同，便没有八达岭长城，更没有山海关长城。虽然八达岭长城距大同有七八百里，离黄河也有几百里，但这项政治指令是从当时的首都平城（大同）发出的，所以，结论表述并没有太大毛病。

　　其实，追溯历史遗产，大同长城的始建更可远至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因为那时国家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北方骑兵，如果中无阻隔，这支力量便可一路南下，直取中原腹地。由此，大同的地理权重凸显无遗——地处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分割线，为兵家必争之要冲。早在赵武灵王时即下令修筑长城，命李牧镇守雁门和代郡，与北方游牧民族相对峙。自此，大同长城绵延不绝，延亘至今——赵长城、秦长城、汉长城、北魏长城、隋长城、金长城、明长城、清长城，内外相接，环环相套，伏行于川谷，隐没于云中，蜿蜒起舞，蔚然大观。大同行政区划，即以长城为界划分，是唯一被内、外长城环绕的历史文化名城。所以，无论从修筑历史年代讲，还是从地理区域分布讲，大同都可谓不折不扣的长城之乡，长城历史文化的联络站、博物馆。尤其是大同新荣区长城段，堡寨互望，烽燧相瞩，集中了509处长城遗址，有边墙65段，关堡12座，敌台、马面、烽火台432个，是长城墩台最为集中的地方。

　　“垒土为墙，高复倍之”。

　　一眼望去，高大密集的墩台连绵矗立，为国内所罕见，是大同长城段最为突出的亮点，乃至恢弘激越的人文景观。这也是大同长城与其他地段长城最为明显的区别之一。并且，汉长城遗址、北魏长城遗址、北齐长城遗址、明长城遗址的集中呈现，为其他地区所远远不及，实乃历史的叠加在大同丰厚沉淀的恢弘展示。

　　然而，提到长城，渤海湾的山海关，甘肃省的嘉峪关，还是抢了大同的风头，特别是北京延庆八达岭长城，以其雄壮之姿，逶迤于重峦叠嶂之中，视野所及，不见尽头，为史学家所推崇，更为文学作品所吟咏，成为“长城”的代言，“长城”的象征。如果以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空间关系定义，长城确实是这样的一种地理存在，然而，穿越旷莽群山、大漠戈壁，横跨北方十五个省市自治区，长度超过了两万余里，由东向西必经之大同，那密密麻麻如网状一般的墩台堡寨，又该算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呢？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并重新认识一下大同。

　　大同，地处塞上，古称平城。春秋为北狄所居，战国为赵武灵王所建，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辖。汉武征匈奴于大漠，曾为首取之地。拓跋鲜卑建都于此，成北胡文化之重镇。此后，历经隋唐而复被契丹、女真所有，元朝一统，自不待言。明代为“九边重镇”，是蒙古部落向大明王朝朝贡的贡道，相当于陆路口岸，每年朝贡，须从这里查验，然后经宣府过居庸关进入北京。突破这个门户，向东可侵扰北京、保定等地，向南可越过宁武、雁门等关进入晋中盆地，侵扰太原等处。元朝覆灭后，北元残余势力依旧南下不断滋事，所以，当时朝廷在山西一省已设山西都司的基础上，又另设大同行都司，管辖二十六个卫，即二十六个旅，成为当时全国各都司、行都司中辖卫数目最多的一个。地位如此重要，墩台密集且彼此相连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地处大同盆地，系阴山山脉余支向内蒙古高原过渡地带的黄土丘陵区，呈四山环抱之势，地貌特征为周边高，中部低，山侧缓坡地带向内逐渐降低。没有险峻的天然屏障作为依附，长城形态必然呈平缓走势，所以论巍峨险峻，绝对谈不上，只能靠密集的信息网及时发现敌情，以便迅速有效地调动和组织力量。

　　嘉靖初年，大同经历了两次兵变，一次是嘉靖三年(1524)到四年，一次是嘉靖十二年(1533)到十三年。两次兵变后，蒙古俺答汗部已经近边，之前修筑的所谓边墙等设施已遭破坏，北部防线严重内缩，以至于“虏骑一跃，即至城下”。为此，嘉靖十八年(1539)，宣大总督毛伯温上任后，决定在大同镇城以北修筑护边五堡，以充实和强化军队的战斗力。又在五堡以北修筑了一道长城，设口五个分别把守，从而形成了一个集墙、边、堡、峰、台、口以及壕堑所组成的完备设施。其独立的防御体系，快速的信息传递，具有代表性。

　　战争都是从交易开始的。交易产生利益。如果利益分配无法满足其预期，冲突就必然成为一种特殊的解决方式。游牧民族需要什么？需要中原的粮食、茶叶、陶瓷和布匹。元朝统治时期，蒙古人已经普遍接受了汉族的饮食文化和生活习俗，并且严重依赖茶叶、陶瓷、丝绸等生活必需品。但朱元璋建立明朝，把蒙古人赶回了草原深处，以至于获得这些东西越来越不容易，而贸易通道是咽喉，一旦被人掐住就无法呼吸，所以他们只有靠发动战争来还击。

　　当然，从一个政治家的愿望来讲，任何阻挡都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通信、商旅，能息事宁人再好不过，尤其是塞外这个地方，因互市不畅带来的战争杀戮可谓层出不穷。所以，通是必须的，不然的话，“大同”，一个最具宏大政治理想的称谓，也不会无故加冕于这个地方。如果“大不同”，那“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还有什么意义？只能是一个梦。但通是有条件的，是有限制的，限制什么？限制游牧民族图谋中原的野心。一旦大规模拥入，势必造成更为血腥的对抗和冲突。所以，长城的设置，就是一种战略性限制。

　　位于大同新荣区堡子湾乡得胜堡以北一公里的得胜口，是连接口里口外的重要关口，从明代开始就成为“九边重镇”大同的北门户，这里战时为关口，是一幕“南北交锋，烈马嘶鸣”的场景，和时即负责通关审批，又是一幕“贡使络绎，商队接踵”的情致。每逢互市交易，口外山坡上到处都是蒙古包，尤其是到了晚上，当牛油蜡烛燃起，整个山野便星火连缀，一片壮丽。

　　隆庆五年（1571年），因交换叛逃人员问题，俺答汗与明朝边防大员进行会晤，并提出重开边境贸易的请求，就这样，《隆庆和议》签订，北部边境出现了近二百年少有的和平安宁。这二百年，民族大融合的赞歌唱响于历史舞台，不仅对当时的政治统治至关重要，也对整个长城沿线地区的生产生活影响深远。

　　但历史和人的名字一样，具有鲜明的文化印记，据专家介绍，新荣区很多的村名都与长城有关，以堡、口、墩、墙、边、场等命名的地名几乎遍布长城沿线，而这些无一不具战争的意味。一个“虏”字，就让人时时处于紧张的状态而睡不踏实，尽管民族和睦时期，已将“虏”用同音的“鲁”字代替，但拂去历史的尘埃，曾经闪烁的刀光剑影和远去的鼓角争鸣依然清晰。受此影响，新荣人的性格便具有长城环境濡染下的鲜明特征。建长城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求一个“安”字吗？长期生活在“防范”的环境里，四周都是“土圩子”，视线被极度遮挡——家是院墙，村是堡墙，城是边墙（长城），久而久之，产生闭关自守的“安定”心理是一定的。大锅大灶的军旅生活方式，填饱肚子就好，保守，老婆孩子热炕头，易满足，没那么多精细的讲究。表现在待人接物上，就是简单纯朴，热情真诚，直来直去，讲信用，不越雷池半步。其根深蒂固的守土意识，无疑是多民族融合下催化变异出的独特文化基因。

　　一千四五百年的光阴，已然很久。如今，长城似乎只是一种远远的存在，或者说是一种影像存在。走进助马堡，辘轳、碾盘、饮马槽、拴马桩等遗物历历在目，风箱、油壶似乎还带着远古的温度。历经岁月洗礼的古关，以厚重且丰赡的生命含义，静默于历史的天空。关城上，那一缕缕掠过斑驳痕迹的阳光，无数次照耀在同一个地方，映射着当年金戈铁马的悲壮，和昔日茶马互市的繁丽。远山嵯峨，山脊延宕，圆形的烽燧，方形的敌楼清晰可辨。沧桑往事如炊烟袅袅，在眼前浮现。一切归于沉寂，只有不时响起的威风锣鼓，还续写着出征的慷慨激昂，凯旋的威武传奇。

　　面对这些丰厚的历史遗存，也该是回应世人质疑的时候了，为什么大同坐拥长城的第一把交椅，风头却被他人夺了去？答案自然是因旅游开发的局限性，声名传播通道不畅。因为修筑长城，必然会借助地势的险要性，而地处大同盆地，无险可拒，沟沟坎坎便成了唯一的倚凭，这也就是今天人们要想要接近它却并不容易的原因所在。以当时的出发点，肯定是越险要越符合建造者的所愿，如此，又如何能苛求他为着后人今后的凭吊而大开方便之门呢？正是因为这样的疏远，“长城”这个字眼，和“大同历史文化名城”至今没有形成一种有机的文化关联，以至于在一个城市的辨识度上，早已分裂为两个完全独立的概念。不像北京，长城和这个城市的粘度已然密不可分，成为城市形象的一部分。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煤都”地位的确立，大同历史文化的光环尽被其淹没，傻大黑粗的标签，至此凝固于世人的脑海，挥之不散。因此下一步的工作，很有必要在“大同——长城”的关联度上下一番功夫，使之成为大同城市一眼可以辨认的符号系统。

　　尽管这个等号证明的完成还需一些时日，但，不可否认，大同新荣长城，始终不失为一处伟大的遗存，这种伟大不会因时间而改变，因为它用夯土技术为中国古代军事建筑提供了范例，并赋予抵御外敌保护家园的象征意义。它见证了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相互碰撞与交流的轰然激情，是中国古代中原帝国远大的政治战略思想，以及强大的军事、国防力量的重要物证。而为着它的修建完成所实施的资源调动和人口迁徙，也使民俗文化得以远播，推动着文明的进步。

　　昨日“烽景”，今日风景。

　　漫步大同新荣，长城，已然这片土地的名片和象征，承接这份伟大的遗产，已经成为新荣人伟大的历史使命。守望、开放兼容，开拓、进取并蓄，既是长城的蕴意，也是长城的精神，更是不屈不挠、团结一心干大事的力量凝聚。

　　好“烽景”。

　　好风景。

　　（本文获“中华魂”长城主题征文大赛散文类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