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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读《傅雷家书》，心头涌动着与二十多年前做学生时初读此书不一样的感受。

　　众所周知，《傅雷家书》是大翻译家傅雷先生和夫人朱梅馥写给长子傅聪和次子傅敏的数百封家信的选编，时间从1954年1月至1966年4月，跨越了傅雷先生46岁到58岁的十二个春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这些信件经傅敏整理后出版，甫一问世，便受到读者青睐，至今畅销不衰，已成经典。我所读的版本（三联书店，1983年6月版），系1981年初版本的再印版，共收录傅雷先生写给儿子的书信120封，字里行间的那份谆谆教诲和望子成龙的父母之爱，每一次阅读都令人动容。

　　三联书店的版本中，收录有1954年傅雷先生写给长子傅聪的信件25封，是寄出信件最多的一年，其中4月7日的信，主要内容是和傅聪谈学习外文的心得。这封信千余字，在《傅雷家书》的全部信件中，并没有特别之处，和其他书信一样，通篇流露着傅雷先生对儿子的关怀，以及希望他努力学好外语的殷殷嘱咐。然而，我却留意到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从十六岁到二十岁在大同改念英文，也没念好，只是比法文成绩好一些。”这句话是我当年初读此书时忽略了的，甚至是没有注意到的。

　　《傅雷家书》出版以来，几十年间有不同的版本，选编的信件几经增补，不妥之处也有所修正。于是，我找来其他几个版本，逐一对照，发现均收有1954年4月7日这封信，心头不觉一阵惊讶，又有些欣喜——难道，傅雷先生从十六岁到二十岁在塞北大同有过五年的求学经历？惊讶之余，我更多的是疑惑。傅雷先生1908年生于上海，就我个人的阅读了解，他一生除了留学、调研、观摩、开会，绝大多数时候都在沪生活，深居简出，潜心著译，怎么会来大同求学呢？我想即刻了解青年傅雷的人生历程，探究他是否真的在大同留下青春时代的印迹，以便解开心中的疑问，而且，以傅雷先生之名，如果当年真的在大同学习过，依据这条线索，想必会找到别的更有价值的史料。

　　按傅雷先生信中所写，他十六岁开始“在大同改念英文”，那是1924年。查阅《大同市历史沿革简表》得知，那时的大同称“大同县”，隶属于山西省雁门道，并未听说过当时有教授英文的高等学府，循着《傅雷家书》的每封信细读，也未见他对此事再有详细记述，倒是距离此信七年后的1961年4月和6月间的两封信中，和傅聪讨论古代石刻画时，他提及了大同的云冈石窟（当时写作“云岗”），摘录如下：

　　南北朝（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之石刻，如河南龙门、山西云岗之巨大塑像（其中很大部分是更晚的隋唐作品——相当于公元六—八世纪），以及敦煌壁画等等，显然深受佛教艺术、希腊罗马及近东艺术的影响。

　　——1961年4月25日

　　敦煌壁画云岗石刻有外来因素。

　　——1961年6月26日晚

　　傅雷先生不仅是翻译家，还在书法、美术、评论等多个艺术门类都有造诣。他既然和儿子在信中提及云冈石窟，想必当年来过大同，难道，是在游览了云冈石窟这样蜚声中外的历史古迹后，对石窟的造像留下深刻印象，才在信中两次提到这座人类艺术宝库吗？或者真的在大同有过求学经历，也未可知。然而，傅雷先生和夫人朱梅馥，还有他们的长子傅聪均已作古，次子傅敏已86岁高龄，且一家人当年的全部书信（据傅敏1983年回忆核实，傅雷先生写给儿子的全部信件有307封），在特殊年代大半丢失，保存下来的，也未完全收入《傅雷家书》，该去哪里核实这段逸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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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傅雷先生的传记，网上能找到的并不多。在文友郝永欣的帮助下，我查阅了金梅著《傅雷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版），又对照吕作用著《傅雷美术年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年7月版），才得以解开心中的疑问。

　　1908年4月7日，傅雷生于江苏省南汇县周浦镇渔潭乡西傅家宅（今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四岁时，父亲因冤狱病故，母亲将其抚养成人。傅雷幼年便开始接触英语与算术，严苛的家塾教育，为他日后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19年，十一岁的傅雷入周浦镇小学二年级，一学期后，转往上海，入南洋中学附属小学。1921年，傅雷考取了教会学校徐汇公学，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学习生涯。1924年，傅雷被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录取，其间，积极参加“五卅”爱国斗争和反军阀学生运动，并在《北新周刊》《小说世界》发表《梦中》《回忆的一幕》等小说，但因为参与“闹学潮”，他被迫中断了在大同大学附中的学业。1926年秋，傅雷考入上海持志大学，继续深造。那年，他十八岁。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为了安心读书，傅雷决定出国留学。当年12月30日，他告别亲友及未婚妻朱梅馥，乘坐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起程赴法。那年，他才虚二十岁。

　　《傅雷传》的作者金梅先生，1936年生于上海南汇，和傅雷先生是同乡，他的传记内容应该准确可信。原来，傅雷当年并非在塞北大同求学，而是在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间也不是五年，应为两年，并非他在信中所写“十六岁到二十岁在大同改念英文”，想必记忆有误，且《傅雷传》和《傅雷美术年谱》中均没有找到他曾来过大同的记载，那么，他在信中和儿子提起云冈石窟，应是日常做学问的积累或了解吧。

　　我阅读中的疑问，就此化解。

　　傅雷先生的青春印迹鲜为人知，在对他的研究中，也没有很重的占比，时间短暂是一方面，但我想，更主要的是，与他其后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相比，那段求学时光显得较为平淡，况且那时他年纪尚小，故而研究者们没有对此花更多的笔墨，大都一笔带过。他和儿子在信中提到在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念英文一事，仅写了“大同”二字，当属于简写或略写，父子俩均晓得，却很容易让不知详情的读者误以为他当年是在北方古都大同求学，也才激起了我究根儿的热情。

　　对于上海大同大学，绝大多数人都鲜有耳闻。

　　上海大同大学，前身系教育家胡敦复和他的同人募捐私款，于1912年3月19日在上海创办的大同学院，1922年9月改称大同大学。此校是辛亥革命后上海乃至全国第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素有“北有南开、南有大同”之说。1952年秋，上海大同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撤并，前后共有四十年的教学史。我托上海的好友杨磊打听，方知上海大同大学的旧址，位于今天上海市大同中学、蓬莱公园、五四中学及周边地区，校址分散，且遗迹不多，早被大上海的都市气息淹没了。

　　时光匆匆，倏忽百载，当年的学子和母校，都成了遥远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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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傅雷先生的几十部译作早已成为文学经典，尤其是他为翻译法国文学名著作出了杰出贡献，令读者敬仰并缅怀。

　　1962年3月8日，54岁的傅雷先生在给次子傅敏的信中说，“‘真理至上’‘道德至上’‘正义至上’这种种都应当作为立身的原则”，而长子傅聪则在信中夸“爸爸文章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充满了热情，很执着”。谁承想，就是这样一位充满了热情和执着的大学问家，一生坎坷，命运多舛。

　　要了解傅雷先生的一生，《傅雷家书》想必是最好的读本了。我想，傅雷先生如果当年真的在大同有过求学经历，那他一定会和这座塞北古都结下别样的缘分，也一定会徜徉在云冈石窟这座雕刻艺术宝库中，留下更多的文字记述，而不是与儿子在书信中简单提及。

　　若真如此，也是一百年前的往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