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历史上的宋辽，很多人会立刻想到满门忠烈的杨家将。艺术叙事中的杨家将主要是两国战争，宋要北伐一统江山，辽要南下入主中原，互相视为死敌。从艺术回到历史，其实两国之间战争要远远少于和平，兵戎相见远远少于榷场贸易，从公元960年北宋立国到公元1127年覆亡，其间宋辽战争集中在公元979年到1004年，以及宋金联手在公元1122年到1123年攻打辽朝。或许正像传统戏《四郎探母》中的人物，杨四郎与辽国皇族大部分时间是和平相处甚至还有很深的感情，只是特定的时间才处于敌我矛盾关系。《四郎探母》很生动地隐喻了900多年前中国大地上两个政权的战与和的关系，只不过杨家将战争叙事风头太劲盖过了杨四郎与铁镜公主的爱情主题故事。

　　落脚到宋辽政权并立的历史里，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四年（979）、雍熙三年（986）两次北伐失败后，失去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雄心壮志，战略上转攻为守；辽国则雄心越来越大，转守为攻兵锋向南。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宋辽在黄河边上的澶州签订《澶渊之盟》，双方罢兵结为兄弟之邦，划定疆界进入百年和平时期。

　　停战后，宋辽边境贸易走向秩序化。辽国首先在国境南端新城（今河北高碑店）设立边贸榷场，由朝廷直接管理。第二年即宋景德二年（1005）北宋发布诏令，在今天位于河北的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置榷场。辽国又增开了位于今天山西的朔州榷场。由此，以边境榷场为依托，两国贸易不绝。

　　一千多年前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的边贸市场里人声鼎沸、商队往来、酒肆热闹。当然，那时的双边贸易也是有禁区的，不是什么都能买卖。例如宋朝严禁硫磺、焰硝和卢甘石等物资进入榷场，辽国明令禁止战马、盐、铁、铜等榷场交易。军事物资以外，两国均对一些图书也予以查禁。《宋会要辑稿》记载：景德三年（1006）诏曰“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也就是说宋政府允许合法交易的书籍限于“九经书疏”。

　　宋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华夏大地迎来又一个文化高峰。尤其是《澶渊之盟》签订后，双方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宋人图书、诗文、书画等大量进入辽境。“三苏”之一的苏辙在元祐四年（1089）出使辽国，还朝后在呈给皇帝的札子中说，“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苏辙还举例途中所见所闻，在燕京（今北京）售卖契丹人翻刻的苏轼《眉山集》，在中京（今内蒙古宁城）人们探讨苏洵的诗文，在上京流传着苏辙的《服茯苓赋》。见此情形，苏辙感慨系之作诗曰，“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

　　苏轼也经历过与辽国使节刘霄见面的“骇人”场景。《苏轼文集》记载，“昔余与北使刘霄会食，霄诵仆诗云：‘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公岂不饮者耶？虏亦喜吾诗，可怪也。”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刘霄张口就背诵出了苏轼的诗《闻乔太博换左藏知钦州以诗招饮》，并且反问“您能不喝这杯酒吗”，苏轼当场或许就瞠目结舌，接着激动不已地问：“我写的诗传到你们辽国去了？”

　　其实，当时宋朝大批文人、政治家的作品都在辽境传播甚至翻刻售卖，形成了一种空前的文化交流盛况。在图书大量出版与贸易之时，其中有关国家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内容也可能成为敌国想要获得的重要情报，于是官方开始实施书禁政策。

　　宋朝书禁政策贯穿了从雕版印刷到流通的各个环节，同时制定了严厉的刑罚，包括收监、流放以及弃市等。但是文化的交流是政府无法阻断的，宋政府与辽西京、南京接壤的边境线漫长、榷场多、往来人员复杂，旅客、职业走私人员经常夹带各类包括军事书籍在内的违禁物品出境，并采取各种方式逃避官府的检查，书籍走私一直广泛存在。苏辙曾说，“访闻此等文字贩入虏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虽重为赏罚，亦不能禁。”边界、榷场走私以外，外交使节私下携带违禁书籍出境进行交易也是常态。另外，宋对高丽的书禁相对宽松，宋朝书籍还可以通过高丽传入辽境。苏轼在《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中就说，“臣所忧者，文书积于高丽，而流于北虏，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

　　那时的辽国从上到下都对中原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加上皇室及高层的推动，注定深刻影响宋朝图书、诗文、书画的北传。辽初，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东丹王耶律倍就安排出使宋境的官员购买书籍，并以陆续购回的书籍建成了辽国最大的藏书楼，进而引领辽人建起多处私家藏书楼。伴随着书籍的持续传入，中原思想文化、统治经验、科学技术、文学艺术进入了草原腹地，促进了草原文明的快速发展。这在文学上体现尤为明显，北宋文坛盟主欧阳修出使辽国时，辽国因仰慕欧阳修的才学而举国轰动，辽道宗耶律洪基和满朝官员热情款待欧阳修，并对欧阳修说：“如果人生有轮回，愿后世生在中国。”那时，辽人用汉文创作诗词赋文蔚然成风，仅辽道宗就创作了五百多首诗，著有诗文集《清宁集》。像《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全然是中原风格、中华气派，难以看出塞外风气。

　　辽国女性的文学修养同样让人惊叹。清宁三年（1057）八月，辽道宗秋猎归来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为题命群臣左右唱和，懿德皇后萧观音很快就以一首五言律诗震撼了须眉：“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其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谷蠡，声教薄鸡林。大寓看交泰，应知无古今。”全诗就像宣言，大辽朝声望隆重、文教远播，与正统华夏王朝并无两样。萧观音虽没有明言自身是“华”却显然以“华”自居，一派刚健自信、雄浑大气。辽天祚帝文妃萧瑟瑟曾创作《讽谏歌》，“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言辞恳切、情真意浓，词里既有妻子对丈夫的苦心，也有臣下对君上的谏言，足见萧瑟瑟的政治见识和宽广胸怀。

　　在宋朝图书流入辽国的同时，辽国的一些图书也在本国的书禁政策之下流出国门进入宋境。像辽国僧人行均所著的大型工具书《龙龛手镜》就悄悄流传到宋境，引发宋朝文人关注。正是在这种不断加深的文化交流中，许多汉人通晓了契丹语言文字，宋朝使臣也能熟练地用契丹语言和辽国君臣饮酒唱和欢娱达旦，恍然间忘却国别。宋代文人盛行编纂“诗话”“词话”图书著录当代文人墨客佳句，许多辽国文人的作品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收录、点评范围。北宋进士阮阅编纂的《诗话总龟》摘录辽人的诗词佳句，还记录了许多来自辽朝的文化轶闻。

　　宋辽书籍及文化产品的相互流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两国人民的生活、思维、认识、心理，进一步推动了双方的文化融合、感情融洽，对当时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后世中国北方的经济社会文化基础。曾经出使过辽国、后来官至北宋宰相的韩琦、富弼都认识到辽国的学习能力和发展速度惊人。韩琦说，契丹“自五代迄今，垂百余年，与中原抗衡，日益昌炽。至于典章文物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富弼更加彻底，认为契丹人建立的辽朝“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辽国以中原为榜样，在某些方面还超越了宋朝。这是宋辽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果实，是兼容并包民族融合的果实，也是贸易兴盛和平发展的果实。

　　辽亡金兴，文化跨境流通依旧。喜读诗书又有文才的金主完颜亮听闻“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而起投鞭渡江之志，誓言“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如此因果之说虽然夸张，但也可以看出真正的文化通于人心，而不论南北东西古今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