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莉英

　　日前，我市部分文史专家赴甘肃考察调研，探访了河西的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等石窟寺，山西大同大学教授孙瑜特别关注其中的“二佛并坐”造像，她认为，敦煌石窟和麦积山石窟“二佛并坐”造像，明显是“云冈模式”的西传，是文化交流互鉴的实证，石窟寺图像及文物也是印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史料。

　　石窟寺作为佛教文化场所，三世纪由印度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发展，逐渐中国化，形成了新疆、中原北方、南方及西藏四个区域，并在中原北方形成核心区，河西的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以及晋豫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四大石窟均位于核心区。

　　孙瑜说，佛教又称像教，以像教人，像于佛教十分重要。“二佛并坐”造像是源于大乘佛教《法华经》的佛教艺术题材和造像风格，这一造像题材在北魏平城时期最为流行，北魏迁都洛阳后，渐为“一佛二弟子”及“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造像所取代。据统计，云冈石窟现存可辨识的“二佛并坐”造像有218尊，几乎所有洞窟都有，贯穿了五世纪六十年代至六世纪初的云冈石窟建造史，尤其是云冈石窟开凿的中期，即魏孝文帝和文明太后执政时期最为兴盛。不仅是云冈石窟，云冈周边的开凿于北魏时期的小石窟也有“二佛并坐”造像，如东距云冈石窟8公里处的吴官屯石窟，在其五个区域内多见“二佛并坐”造像的留存。

　　孙瑜认为，北朝前期是法华信仰流行时期，多宝如来佛给释迦牟尼佛分半座一起说法的佛教故事也在中原流传开来，法华信仰的兴盛说明了北魏王朝对于佛教的重视，如同中原王朝一样，是借助佛教强化王朝统治的手段，而北魏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北族王朝，北魏对于佛教的重视就另有一层用意，即强化王权正统。当然，“二佛并坐”造像的兴盛不仅仅是佛教的因素，还受到当时政治背景的影响，北魏孝文帝时期，由于是冯太后主政，朝堂上出现帝后一同执政，恰好暗合“二佛同塔”的佛理。云冈石窟开凿伊始就带有政治烙印，五世纪六十年代，文成复法，云冈开凿。《魏书》记载，文成帝曾下诏：“诏令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兴元元年（454）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因此，高僧昙曜奉命在武州山开窟造像，既是铸佛像，更是塑帝身，所谓“人神一体、政教合一”。

　　孙瑜说，北魏“二佛并坐”造像的兴盛也是北魏王朝借助佛教彰显“中原正统、王权神授”的结果。而参观敦煌石窟和麦积山石窟“二佛并坐”造像，又明显是“云冈模式”的西传，文化交流都是双向的，云冈石窟作为举全国之力的北魏皇家工程，其造像之风格、内容、手法、经验等对西北的石窟造像同样也有相当的影响和作用。麦积山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的“二佛并坐”造像均始于五世纪七十年代，敦煌石窟的“二佛并坐”造像始于第259窟，大约开凿于北魏太和年间（公元477—499）；麦积山石窟的“二佛并坐”造像最早在延兴元年（471）之后，石窟寺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也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是宗教演变与民族发展的实物见证。

　　孙瑜还认为，北魏王朝在其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表现出明确的汉化意识和汉化实践，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图像和文物史料在印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本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