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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之万形,1500年前的云冈雕刻(下)

付洁
五华洞夜景
第8窟露齿菩萨

  悠悠千载,遗产保护任重道远

  “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这是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描述的云冈美景。然而,从其惊雷般诞生伊始,云冈石窟即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一条漫长的衰落之路。伴随迁都,云冈石窟陷于衰落,至北魏后,历朝仅以修缮为主。有唐一代,因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云冈未再有大项工程;辽金时期的主要工程限于大规模修整;到明代时,石窟几近荒废,寺院建筑也被焚毁;清顺治八年,木构窟檐和寺院得以重修,康熙皇帝还曾为云冈寺御书匾额“庄严法相”,乾隆年间亦对石窟有所修葺。

  尽管历朝历代都有过修复的善举,到上世纪初,饱经千年沧桑的云冈呈现出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绵延一公里的石窟群被前代的军堡残垣分隔东西,西部洞窟变为民居、马厩,炊烟漆像,无复庄严;东部洞窟坍塌、颓废,明清崖刻,无复风骚;中部孑然独存的石佛古寺,香客寥寥,不再是众善趋骛的清修胜地,浸入一片孤寂。同时,由于石窟区所处的地质及环境条件的变化,云冈石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自然风化;由于历史上有过多次无人看守的时期,石窟遭受过人为破坏,致使洞窟及雕像有不同程度的损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云冈石窟的保护工作得到国家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1973年9月15日,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为云冈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我们要用3年时间把云冈石窟修好,一定要把这座人类文化遗产保存下来!”从此,云冈石窟大规模的文物保护维修工作全面展开!从1974年开始,国家投入巨资,按照“抢险加固、排除险情、保持现状、保护文物”的原则,用三年时间完成主要洞窟的大规模抢险加固,基本解决了洞窟的稳定性问题,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石窟的原貌,云冈石窟如获新生。

  这其中,有一例摘掉木鼻子——为云冈大佛“整容”的故事:云冈第18窟,高达15.5米、身披千佛袈裟的主尊立佛像挺拔宏伟、气宇轩昂。然而,这尊号称大型化的犍陀罗式佛像,曾经有过不幸的遭遇,佛像面部一派惨不忍睹:眼睛,脸庞部分缺失,鼻子则完全掉落不存。不知在什么时候,人们为其安装了一个长约60厘米左右的木鼻子,使其看起来端庄些,但由于木鼻子的质地及其形状不能完全与砂岩质感相配,无论如何也是一张不能使人感到协调的佛像面部。

  为此,在1974—1976年的云冈“三年工程”中,经过多方论证,决定为其“整容”,在将眼睛、脸庞等面部缺损部位整体修饰的同时,将木鼻子摘掉,以当时最合适的施工方式(石料垒砌粘接),为其重新“安装”了石雕鼻子,使佛像面部恢复本来面目。现存1974—1976年《云冈石窟维修工程技术报告》列表中的第18窟“残破情况”曰:“主佛面额不整后配木鼻子”,列表中的“维修概要”曰:“主佛木鼻子改用石雕”。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18窟佛像面容。

  从“三年保护工程”到“八五”工程;从109国道云冈段改线工程到2001年云冈石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2002年云冈石窟启动防水工程到2007年西部窟群严重渗水问题得到治理;从2008年启动云冈石窟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到2012-2015年五华洞危岩加固、彩塑壁画修复、保护性窟檐建设全面完成;从抢救性保护到预防保护、研究性保护;从普及传承云冈文化到深入开展“云冈学”研究,云冈石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数代云冈人栉风沐雨、砥砺奋进,始终把保护文物作为首要任务,为实现云冈石窟长久保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新时代,云冈人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在文物保护、档案记录、展示利用、数字化建设、考古研究等方面均取得突破性进展,走上了一条预防性、综合性保护云冈石窟的科学之路。

  探赜索隐,云冈研究行将致远

  对云冈石窟的研究,始于金代曹衍《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继以清初朱彝尊《云冈石佛记》。但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则是近百年之事。最初半个世纪的云冈研究,以日本学者居多,包括大村西崖、塚本靖、关野贞、常盘大定、小野玄妙等,主要探讨云冈石窟的建筑特征和艺术源流。中国学者则重在解析云冈历史与建筑,介绍邻邦的研究成果。

  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中国营造学社同仁一行考察云冈石窟,对北魏石窟建筑进行了测绘研究,并发表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从建筑专业角度阐释了云冈石窟的价值,在云冈石窟,他们克服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等诸多困难,对石窟的建筑艺术特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们发现中期洞窟中飞仙的式样虽然甚多,大约可分两种,前者着印度湿折的衣裳而露脚,多肥胖而不自然,带有明显的印度特色;后者着短裳曳长裙而不露脚,具有明显的汉代石刻特色。他们还在中期洞窟中发现了爱奥尼亚和柯林斯等希腊式柱头的影子。

  经过大量的观察、测量和计算,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掌握了大量有关云冈石窟建筑特色的第一手资料,并与营造社同仁们整理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在文章中第一次从建筑角度研究了云冈石窟的价值。

  梁思成说:“在云冈石窟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中国艺术固有的血脉中忽然渗入旺盛而有力的外来影响:它们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希腊、波斯、印度,它们通过南北两路,经西域各族和中国西藏到达内地。这种不同民族文化的大交流,赋予我国文化以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历史上最有趣的现象,也是近代史学者最重视研究的问题。”

  正是这一观点,揭示了欧洲、印度、波斯、中国等多种建筑雕刻文化在云冈石窟的融合、交融和发展,揭示了云冈石窟在建筑雕刻方面民族化和世界化的特性,一举奠定了云冈石窟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重要价值,为云冈石窟烙上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烙印。

  今天,当我们徜徉在云冈石窟这座集希腊、波斯、印度、中国古代建筑特色于一体的建筑艺术宝库中,看到石刻的木制阁楼、“肥腿”飞天、一斗三升拱时,眼前便会浮现出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的影子,想起他们当年与云冈石窟的美好邂逅。

  谈到云冈的佛教考古研究,要从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说起。1947年,宿白先生在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善本书籍时,在缪荃荪传抄的《永乐大典》天字韵《顺天府》条引《析津志》文内,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简称《金碑》)的原文。该碑撰于金代皇统七年(1147),原碑实物早已不可寻踪。其所述内容涉及了北魏历代开窟建寺的问题,更可贵的是弥补了唐代贞观至金代皇统约五百年间云冈石窟修建的历史空白,这是云冈研究史上当时尚不为人知的文献。

  碑文中提到两块北魏碑记:“一载在护国,大而不全,无年月可考。一在崇教,小而完。”后一碑末云:“大代太和八年建,十三年毕。”这是云冈石窟有明确营造时间的记载,可惜现在已不能目睹。根据《金碑》记述,1956年,宿白先生发表了《金碑校注》论文,使“云冈分期论”以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和佐证。宿白先生在1978年以一篇《云冈石窟分期试论》推翻了日本学者的分期和方法论,重新划定了云冈石窟的三个时期与相应的形制与造像特征,从根本上改写了云冈研究的基础时,日本学界自然无法按捺。1980年和1981年,长广敏雄先后发表《驳宿白氏的云冈分期论》和《云冈石窟之谜》两篇文章,对宿白的研究进行了反驳,甚至质疑其所采用文献的真实性。

  于是,宿白先生在1982年特意发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一文,答复长广的质疑,并对《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真实性做出阐释。在严谨的论证面前,长广敏雄最终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宿白说’,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至此,以宿白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石窟寺考古成为了世界云冈研究领域不可忽视、无从绕过的一支重要力量。

  2019年,原云冈石窟研究院用了7年时间出版的《云冈石窟全集》二十卷本,成为迄今为止最完整、最权威的云冈石窟影像谱系资料,在这套全集中,除了全景式展现了所有石窟群的雕刻内容,价值尤其突出的还在于对历次考古成果的披露与梳理。而这些成果,很多都来自短短五十年之内的发掘与研究。在全面性、系统性、科学性、学术性方面,全面超越了日本学者的著述,改变了以往“云冈在中国,研究在日本”的状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21年,云冈研究院成立,《云冈石窟山顶佛教寺院遗址发掘报告》(全三册)《云冈石窟申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云冈研究院论丛》等云冈研究专著陆续出版,云冈研究开启了新篇章。

  置身于雄伟辉煌的云冈石窟内,感受1500多年前石头造像的神韵,从万佛灵境的东方微笑,从伎乐飞天的灵动飘逸,从各种纹饰的优美舒展……看到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承载及胡汉文化、中西文化交流的印记,倍感云冈石窟正是不同文明交流融汇的结晶。

  在塞外的平城大同,任何一个角落,都有某种声音越过松林花草和群山传来,永不停息,这就是云冈的声音,随着云冈之声永不停息的,还有鲜卑时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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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丽迹—北魏平城与云冈石窟艺术特展”开展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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