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骏

　　焦祖尧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专业作家，生前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我本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从长城脚下一个偏僻的小县调到当时的雁北地区文联时，与焦祖尧先生相识结缘，并交往数十年。回想往事，历历在目，浮想联翩……

　　曾经的雁门关外不仅生态荒凉，也是一片文化瘠土。此处无朱砂，红土也为贵，我被推到文艺界的领导岗位。焦祖尧主席每每下乡来，从来不搞什么正经八百的工作汇报，见面就是两句话：一是队伍建设，二是作品创作。对于成熟作家，焦主席特别关注他们的创作，同时他也特别关注文学新人。每次来同，他都要询问发现文学新人没有。有一次他问起时，我说有，左云县有两位文学新人，写儿歌，写寓言。初开始，觉得焦主席兴趣不怎么大，我也就不好意思再介绍。后来我对左云县文联以及儿童文学创作进行认真调查，做了不少功课，还先后安排左云县作者多次参加地区文联举办的文学创作笔会。左云县的两位文学新人侯建忠、袁秀兰也实在争气，屡有佳作发表。有一次，我向焦主席作了详细汇报：这侯建忠和袁秀兰是一对年轻夫妇，侯建忠出版了《幸运的亚军》，袁秀兰的作品上了《人民日报》海外版、《儿童文学选刊》、《中国校园文学》等报刊。经过一番鼓动，我陪同焦主席去了一趟左云县。

　　左云县文联有一处独立的办公地点，宽敞明亮，七八位工作人员，几乎跟地区文联差不多。左云县的儿童文学创作给焦主席留下深刻印象。事后，焦主席跟我说，可以考虑在左云县建立儿童文学创作基地。

　　山西的文学创作一向以小说为主体，儿童文学比较边缘。关于建立基地的事儿，我以为不过是说说而已。没承想，焦主席不仅当回事，而且紧锣密鼓，上下奔走，很快把事儿办成了。省委宣传部和省作家协会联合发文，确立左云县文联为山西省儿童文学创作中心，同时在左云县召开了全省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会议期间，焦主席在百忙之中，特意去看望了当地的农民女作者刘山人，鼓励她劳作之余坚持写下去，以后对她的创作也给予了特别关注。在焦主席倡导下，省作协《黄河少年》编发了一期左云作者儿童文学作品专号，有力地推动了该县儿童文学创作。后来，侯建忠担任县文联主席，办刊物，扩队伍，儿童文学创作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到目前为止，全县有40多位作者加入了省级以上作家协会，成为全省闻名的人口小县作家大县。

　　焦主席一再告诫作者，要深入生活，找准位置，应该像打井一样，坚持不懈地挖，往深挖！侯建忠袁秀兰夫妇，深挖不止，硕果累累。袁秀兰陆续出版了《袁秀兰儿歌》《会走路的大鼓》等六部著作，《春天的门缝里》被收入幼儿师范语文教材。侯建忠先后出版了《冰块与火炉》《今天是个好日子》《新水浒外传》等多部作品集。他们两位和弟弟侯建臣三个人先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业界戏称“侯家三剑客”。刘山人亦是愚公移山，坚持不懈，出版了《柳暗花明》《五味粥》《最后的农民》等三部长篇小说，成为省内知名的农民女作家。

　　重点作家和有潜力的作者，焦主席关注；普通作者，他也一样关心。有一位文化馆的刊物老编辑，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边编刊一边创作。虽然没有突出的精品，但也发表了大量散文、报告文学。有一次，该同志向焦主席汇报了自己的情况，渴望加入山西省作家协会。焦主席详细倾听了反映，回去跟创联部的同志们认真进行了讨论，最后解决了他的入会问题。

　　关于深入生活挖深井的创作理念，焦主席当着我的面跟作者们多次反复强调。我有时候依稀觉得，焦主席也是在委婉地提醒我，或者说是告诫我。我走的路恰好相反，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到处挖坑，浅尝辄止，挑进篮子就是菜。拙作广播剧《豆芽庄》获奖，阳泉有位同行也获奖，李国涛老师跟我开玩笑说，“你们欺负人家”，言外之意是你们怎么去抢人家戏剧作者碗里的饭菜。创作实践证明，深入生活挖深井的创作理念无疑是正确的。

　　焦主席是领导，也是诤友。他多次提醒我要特别关注生活，注意文学语言。1982年《山西文学》第二期发表了拙作《两只羝羊》，焦主席一见面，赞许地说：“这就是生活哦！”

　　其后不久，在一次创作会上，马烽老师也给予称赞，我说很肤浅，老师说，一篇小说写活一两个人物就行。我渐次有了些领悟，什么是生活，什么是艺术，怎么从生活素材中提炼加工成艺术。感谢文学前辈，感谢文学诤友，感谢生活！

　　焦祖尧先生虽然是作家，但是对于政治生活和社会改革特别敏感与关注。当年，他一出雁门关，就扎根在矿山，作品多是工业题材。然而，改革开放的浪潮先从农村掀起，一个偶然机会，引起了他格外关注。

　　我在左云县秦家山村深入生活，这个村以前十分贫困，人均年收入百十多元。改革开放后，开矿挖煤，政策是“有水快流”，几年工夫，人均年收入达到6000元。村里准备组建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并创造性地设立了“劳力股”——外来打工者可以通过“劳力股”成为公司的股东，叫作“劳动资本二元股份制”。焦主席特别关注秦家山的新型经济模式，多次到左云县，深入生活，调查研究，亲自执笔，创作了《直挂云帆济沧海》，以老练的笔法，简明扼要论述了新模式的核心内容及其深刻的社会意义，在《山西日报》刊登。后来中央电视台作了专题报道，中央政策研究室委派专人下来调研。焦主席为宣传秦家山的经济改革新模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焦主席因为创作任务很多，而且正在修改一部长篇小说，所以鼓励我持续深入调查，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时代的高度剖析研究，力争创作一部有深度的作品。焦主席一再告诫我，即使是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也一定要注重人物。是的，我知道我的作品，往往是“报告”多，“文学”少。我拜读过焦主席的报告文学，比如他的《心儿向着明天》，写攀枝花钢铁公司的中学校长母德贤，不仅形象鲜明，而且若干情节令人心动。此后，在创作秦家山的报告文学中，我着意进行了努力。

　　从1989年到1996年，我不忘焦主席反复强调的挖掘深井、塑造人物的文学理念，对秦家山持续不断地深入调查，阅读了若干资料和理论，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追寻大光明》，焦主席还算比较满意。作品获奖后，《山西日报》刊登了简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选题有较大分量，作品虽然是由晋北一个农村的变革为主线，但作品的思考却是着眼于当代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

　　那些年，焦主席到雁北的频次比较多，不仅仅因为情系雁门关，还有一项繁忙的任务是接待各地的文学艺术家们。遇此场合，他总要把我们一一介绍给同行客人，总要夸耀大同的文学创作。

　　我作为一个地方文联的主要负责人，多次跟焦主席谈论起工作问题。的确，做组织领导工作有时候会处于两难境地。对上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下要充分发挥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如何协调好上下左右各种关系，真是一门大学问。在这些方面，我从焦主席身上学习到不少知识和经验。

　　倏忽之间，数十年过去，我们相继退休了。焦主席离任之后，遇有机会依然会关切地问询雁门关外的文学状况，问询左云的儿童文学创作。令人欣慰的是，大同文学新人辈出，左云的文学创作走在全省前列，全县出版了文学作品集50多部。“侯家三剑客”，愚公移山，挖井不止，成就斐然。袁秀兰获得了赵树理文学奖，多次获得全国童话、儿歌征文奖等。侯建忠获得过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四届“金骆驼”寓言文学创作奖，两届金江寓言文学奖，部分作品翻译成英文、法文，还获得了省五一劳动奖章。侯建臣的作品《北都街的燕子叫着齐福仁的名字》被《新华文摘》转载，长篇童话集《点点白的俏鞋子》获得赵树理文学奖。如今，左云县十多位青年作家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同时培养了一批中小学文学爱好者，二十多位学生在全国性征文中获奖。

　　所有这一切可以告慰焦祖尧先生。先生西去已经周年，祈望先生在另一个世界开辟文学新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