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土木堡之变”和“隆庆和议”是两大标志性历史事件。“土木堡之变”发生后，明廷对蒙古由军事进攻转为军事防御；“隆庆和议”则是明蒙关系由对峙到合作的转折点，从此开启了明蒙之间长达70年的通贡互市。

　　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突显出大同镇在抵挡北方“边患”的重要地位，因此，大同城也随之进一步扩建，兴建了三关，即北、东、南三座小城，像“卫星城”一样环列在大同镇城的三面。又因为“镇城孤峙，旁无辅卫”，所以又于天顺年间，分别在城东和城西修筑了聚乐、高山二城，形成对大同城的两大拱卫犄角之势。大同镇城因此配套成龙，两翼凌然，俨然一位将军有左右两位护卫，更加壁垒森严，固若金汤。

　　聚乐、高山二城历史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聚乐城位于大同城东30公里处，北依采凉山脉，南面平原沃野，地理位置优越，水源充沛，是大同镇重要的产粮区，现属云州区。云州区远在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聚居，系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分布区。聚乐村之名盖由此而来，可见其历史之久远。

　　7000多年前，古人类在高山落脚繁衍生息，留下高山镇新石器文化遗址；1500多年前，鲜卑骄子从这里进入平城，战马嘶鸣剑指中原，留下塞外名刹焦山石窟寺；1000多年前，大辽契丹在这里构筑西京，开疆拓土再造繁荣，留下高山行宫宫墙遗迹；大明王朝捍卫边疆，在这里建大同西翼卫城，留下“高山城”；明清时期，晋商从这里西去，驼铃声声、马队悠悠，留下无数温暖人心的相助情怀和传奇故事。

　　聚乐、高山二城离大同城30公里左右，两城都在通衢大道之上，历史上都曾是驿站。史载，天顺三年（1459年）聚乐堡设驿站。而在未筑堡以前，高山就已经是兵站和接待蒙古使臣的站点了。《明英宗实录》记载：天顺元年（1457）四月，“大同总兵官右都督李文奏：‘孛来使臣五百余人还至高山站，杀伤护送官军百人，执都督马政子鉴捶之，尽掠其马匹兵甲而去，鉴同指挥哈铭等逃还。’”孛来为蒙古一部，使臣五百余人，在进贡完毕回来的路上住高山站，因嫌招待不周，杀伤护送官军百余人，并将都督马政之子马鉴抓获拷打，还抢了站内的马匹、兵甲而逃走。

　　公元1571年“隆庆和议”之后，明朝统治者对蒙古部族采取安抚政策，延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将长城边关箭楼、关城等军事设施改为边境口岸，设立马市，高山城西面不远处的宁鲁口马市便为其中之一。明末清初，尤其是随着1636年蒙古鞑靼族部落消亡，大同地区长城边关争战日少，商业大潮随之兴起。此后，在清朝统治的270余年间，聚乐、高山卫城驿站功能仍在，但作为万里茶道上重要节点的商埠地位却更为凸显。往来于蒙古各地和北京之间的外交使团和茶马商队，沿着驿站日夜穿梭。这些驿站，由西向东数，分别是杀虎口、右卫、左卫、高山、大同、聚乐、阳和、天城、怀安、万全、宣府、鸡鸣、土木、榆林、居庸、昌平。当时，聚乐、高山和其他驿站一样，街面店铺林立，市面繁荣，熙来攘往，商旅辐辏。

　　作为明代大同镇城的卫城，聚乐城与高山城分工有所不同，东卫聚落乃屯粮城，外以防守敌人，内以看守粮库。西卫高山乃屯兵城。聚乐城是明朝大同镇最为牢固和便捷的后勤军需之城，直到现在，聚乐乡依然是云州区的重要粮食产区。

　　明孝宗朱佑樘弘治十三年（1500年），聚乐加以扩建，明隆庆六年（1572年）砖包。该堡呈正方形，设东西两门，东为镇安门，西为怀远门，敌楼垛台一应俱全。堡周长三里三分，高三丈一尺，内驻守备等官，另有官军千余人，管9座火路墩。从大同城到聚乐堡之间，每隔十里路还有军铺，今天的“十里铺”“二十里铺”“三十里铺”“四十里铺”等村庄地名仍然存在，在四十里铺还有小型堡垒，起着通信联络的作用。

　　聚乐城并非四边形，而是一个“曰”字型。弘治十三年（1490年）扩建北半城，辟为仓场，存储粮草，以供给周边各堡驻军甚至大同府驻军之需。如今，登上堡墙，仍然可以看到堡子北部有两道城墙的奇特现象。作为官堡，聚乐堡内曾经建有大小寺庙30多座，老爷庙、财神庙、奶奶庙、火神庙、五道庙以及佛教寺庙、道教宫观一应俱全，如今城隍庙已在原址上修复，对面的古戏台也做了修缮，但是东西城楼已荡然无存，堡砖也都变成了民居的院墙，令人叹惋。

　　高山城有两座，位于西侧的是旧高山，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在这里设置高山卫，规模接近于平遥古城，在大同各座卫城中仅次于左卫。这样一座卫城，不足十年便遭废弃。新高山城最早筑于明天顺年间。明正德《大同府志》记载：“高山堡，在府城西六十里，天顺二年（1458）建筑。周围三里十步，高二丈一尺，门二。设站马戍兵。”《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记载：“本城……嘉靖十四年改建今城，万历十年包砖。周四里三分，高连女墙四丈二尺。”此后，高山堡被称作高山城，并在此增设高山守御千户所，使得高山城的军事防御地位得以大大提升。

　　聚乐、高山作为老城古堡，历史上留下许多故事。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携光绪帝仓惶西逃，8月27日，到了天镇县后驻跸县内慈云寺。第二天，慈禧一行继续西行至聚乐城，太后和皇帝驾临，城内官府简陋，参将府狭小，地方官员只得安排慈禧与光绪帝住于一王姓大户人家。这是一处四合院，坐落在堡内最繁华的东大街，坐北朝南，房子残留的东码头上有非常精美的砖雕，原先院内正对着大门建有一座砖雕照壁，院内三间正房，大门正对的堂屋东侧就是慈禧太后曾经下榻的卧室，屋内仍然是百多年前的方砖地。据说，慈禧太后走时留下了一些餐具、经幢、铜香炉、铜灯、铜镜子等，后来均毁于“文革”，现仅存两块木雕匾额，上刻“桂秀荣芬徵积原，锦堂旭日辉金凤”。

　　高山也与皇家贵胄有着说不清的故事。高山堡西的焦山寺，不仅是《魏书·释老志》中所称的尼寺，还曾经做过辽代的行宫。《辽史》记载：“八月，如西京。九月庚子，幸云州。甲辰，猎于祥古山，帝不豫。壬子，次焦山，崩于行在。”辽景宗在祥古山狩猎，因身体不适而住到焦山行宫，并驾崩于焦山行宫。大同曾是辽之西京，城内尚有萧太后当年的梳妆台，“凤台晓月”还是明清“大同八景”之一，而焦山作为行宫，自然也有萧太后逡巡驻跸的身影，也少不了她与韩德让的风流韵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