俑是中国古代丧葬习俗中使用较为普遍的冥器之一,是代替人或物殉葬而塑造出的一种产物。近年来,对墓葬出土的人物俑及其服饰的研究成为热门话题,对于动物俑的研究则略显逊色。动物俑作为陪葬品出现在墓葬中,不仅折射出动物在当时社会中的发展情况,而且也为农业、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物证。本文选取了北魏时期平城地区出土的动物俑为研究点,梳理了大同地区北魏动物俑发掘资料,结合鲜卑逐步汉化的发展过程,依据《大同南郊北魏墓群》考古发掘报告的墓葬分期,对动物俑以及当时农业、畜牧业的发展情况等问题进行对比赏析。
拓跋鲜卑族建立了北魏王朝,平城时代是这个王朝最为辉煌的一段,始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398年),终于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此时拓跋鲜卑从游牧生活转向了农耕文化,墓葬文化的发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不仅加速了汉化程度的发展,还积极与其他民族或外来文化进行交融,逐步淡化了自己原有的文化因素,成为我国当时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
在大同,北魏时期墓葬考古发掘数量颇丰,一批批重要的考古发现和考古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为研究大同地区北魏动物俑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大同地区发掘出土动物俑的墓葬有迎宾大道北魏墓群、湖东北魏墓、七里村北魏墓群、雁北师院北魏墓、宋绍祖墓、司马金龙墓、下深井北魏墓、田村北魏墓、陈庄北魏墓、文瀛路北魏壁画墓、二电厂北魏墓、御昌佳园北魏墓、云波路北魏墓、东信北魏墓、沙岭北魏墓等,经过对比,发现出土有动物俑的墓葬多数为平城时代晚期。北魏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动物俑是以当时的动物为原型仿制而成,多数为陶质,手工捏制。种类有马、牛、羊、骆驼、猪、狗、鸡等。造型上随着朝代的更迭而变化,在墓葬中有以出行仪仗俑而配套的牛车、战马等动物形象,彰显了军事实力和墓主人身份地位;有以模仿现实生活家禽家畜的动物俑,直接反映了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现状;还有以贸易往来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骆驼,体现了当时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因此,在北魏墓葬中原有的殉牲现象逐渐减少,家禽类动物俑的数量逐渐增多,在鲜卑贵族和汉族官吏的墓葬随葬动物俑也成为一种时尚。
下面,笔者就北魏时期出土的动物俑相关问题进行一番探讨。
在北魏的发展历史中,曾先后两次向南迁都,逐步推行汉化。平城地区出土的动物俑,作为陪葬品在墓葬出现的时间较晚,多数在平城时代晚期开始出现,且多见于汉族官吏或鲜卑贵族墓葬,以马、牛、羊、骆驼等出行仪仗俑群或贸易往来的动物俑为主,反映了北魏平城时期的墓葬形式仍然保留了游牧民族的特征。随着农业和畜牧业发展,开始了定居生活,出土的动物增加了猪、狗、鸡等家禽类,此时期的畜牧业迅速发展达到了繁盛。迁都洛阳出土的动物俑在继承平城动物俑的特点基础上向前推进,尤其是动物的足部不再以板形足为主,而是出现了卧姿或分体制作。洛阳地区出土的子母猪和子母狗等动物形象,从制作工艺上的精细与华丽,也体现出生活的安逸与富足,反映了鲜卑人已把农业和畜牧业融入到生活中,加快了民族融合进程。
平城时期是北魏拓跋鲜卑族学习汉文化的重要过渡时期。动物俑是过渡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北魏畜牧业经济与汉文化融合发展的有力物证,尤其是家禽类动物的出现,更是反映了北魏时期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其一,从军事上看,平城地处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交融的地带,在军事防御和迁徙过程中,马的作用不容忽视。鲜卑人喜马、识马、用马,在日常生活中较为多见,所以马在动物俑中出土的量最多。其二,进一步加大了对农业和畜牧业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对官员、贵族、富商推行了“庄园经济”,传授了家禽动物的饲养技术,扩大了动物的饲养规模。北魏平城时代对畜牧业的发展重点体现在马、牛、羊、驼等方面,据《魏书·帝纪》记载:“诏牧守令长,同部之内,贫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无者。”说明北魏时期对牛的使用既要用于农耕又要满足出行。羊在北魏主要充当食物和日常贸易往来的物品,在《齐民要术》中就有明确记载羊肉和羊奶制品的制作方法,并且在北魏的壁画中也有描绘。从这些出土的动物俑来看,其种类逐渐丰富,数量逐渐上升,说明当时畜牧业发展的繁盛。其三,在贸易往来上,骆驼不仅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在日常的市井贸易中,也发挥着驮物运输的职能,体现了当时贸易往来的频繁和城市发展的繁荣。
北魏在推动汉化的趋势下,农业、畜牧业的发展有了很大的改变,通过对马、牛、羊、骆驼以及家禽形象的运用,展现了北魏时期动物俑的演变过程,也从当时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看到了多民族文化及外来文化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