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石窟，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因为无论在哪里，在甘肃莫高窟、麦积山，在四川大足，在河南龙门，一代代“守窟人”都是从艰苦奋斗中拼出来的。同样，云冈人坚守云冈石窟，也是在长年累月的无私奉献和“几十年如一日”的艰苦奋斗中去坚守。这种坚守是一辈子只干好一件事。如果说一辈子干好一件事，体现的是一个人的职业荣誉感和对这份职业的热爱；那么，一个家庭两代人，一辈子只干好一件事，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呢？

　　在云冈石窟，有这样一个家庭，两代人见证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至现在云冈石窟由破败走向兴旺的发展历程。父亲员海瑞，长子员新华，次子员小云，季子员小中，他们用云冈世家的传承守护着石窟，书写出令人感动的云冈之歌。

　　1956年初，员海瑞从抗美援朝部队转业被分配到云冈石窟工作，从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云冈石窟的第一代守护者，先后担任原山西云冈古迹保养所负责人、山西云冈文物管理所所长、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所长。员海瑞以窟为家，几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的心血都倾注在云冈石窟和大同文物保护事业中。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云冈工作后，与同仁们一道改造旧时的破烂面貌，为石窟保护、宣传开放开创了新局面，同时为大同市范围内地上地下文物保护殚精竭虑。他将石窟遭受自然破坏的现状以图文形式上报，引起当时有关部门的重视，国家启动石窟抢险科研计划；组织进行了首次大同市文物普查，摸清了大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物家底；组织筹建了以出土文物为主的实物展览室，增强人们对保护文物的认识，使得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发现的文物及时收回；组建大同市文物陈列馆（现大同市博物馆前身），为大同博物馆事业打下良好基础；主持大同市观音堂、华严寺、善化寺、文庙、鼓楼、九龙壁等古建筑的保护与修缮，在当时力争保护大同古城风貌；树立文物保护单位标志，使一大批重点文物单位在“文革”中得到保护。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员海瑞作为山西省科技厅“云冈石窟十年科技研究”课题负责人，组织人员与北京文物修整所有关专家联合攻关，在第一、二窟和西部小窟群进行两期化学材料加固实验工程并取得成功，为上世纪七十年代“三年工程”打下技术基础，培养了文物保护队伍力量。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员海瑞担任三年保护工程“云冈工程维修办公室”副主任，主持维修工程的日常工作，期间强化资料档案工作，为维修工程留下一批珍贵的图文影像资料。在开展云冈维修工程同时，他和技术人员还兼负市内多处古建工程，完成多个项目。

　　“员海瑞不仅在工作上认真负责，在生活中也乐于助人，幽默风趣。”一些老云冈人回忆，上世纪七十年代，正好有一批全国文物系统高级知识分子在云冈石窟工作，而当时云冈居住条件很简陋，单位自办食堂又时断时续，于是，大家一同搭伙是常有之事，到员海瑞的家吃饭，也是常有的事。当时，大学刚毕业的黄克忠是南方人，第一次来云冈正赶上冬天，宿舍寒冷不会生火，员海瑞夫人就每天将火炉生好，直到黄克忠学会为止。那个年代，云冈数量不多的职工、家属，与来自北京的工程师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身为所长的员海瑞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84年退居二线后，员海瑞依然牵挂着文物保护事业。他为大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作了大量工作。参与编写《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辞典》，撰写《山西风物志·云冈石窟》，带领有关人员调查大同文物分布情况，撰写《大同市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初稿，主持上华严寺南墙壁画修复揭取工程，参与组织国家文物局首期石窟考古培训班。2001年12月14日午夜，时年75岁的员海瑞专程赴云冈石窟参加“申遗”成功庆贺活动，之后，他更加关注云冈石窟防水工程、云冈大景区建设和大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

　　2008年9月，员海瑞因病去世。“生前以窟为家，死后与窟为伴”，这是员海瑞恒久的宿愿。遵照他的遗愿，他的家人把员海瑞的骨灰撒在与他朝夕相处半个多世纪的武州山上，老人的忠魂永远伴随着云冈。去世前，老人还向研究院及院党组织各捐五千元，以表达一名老党员、老职工的心意。

　　如今在昙曜五窟广场的前面，有一棵员海瑞老先生生前捐资栽培的油松树，绿意葱郁，后来，这棵老松树就以老先生的名字命名来，是为一种追忆与敬仰。

　　“父亲执着地爱着云冈石窟和这里的一草一木，这种云冈深情也影响着我们兄弟四人。他经常教导我们，做人要永远有一颗包容的心，谦和的心，宽厚待人，要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谈到父亲，员小中动情地说，“我们从小在云冈职工家属院生活，兄弟四人有三人后来又在云冈石窟工作，所以，我们对云冈石窟的感情特别深厚。现在，我们几个兄弟每每回想起父亲来，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言谈举止，依然历历在目。”

　　上世纪七十年代，员新华带着青春的梦想和希望，走出校园，踏进了部队这座大熔炉，四年军旅生涯，磨炼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复员后，他又和父亲一起从事云冈文物保护事业直至2016年退休。在云冈石窟工作的40多年时间里，员新华先后做过检票员、施工员、文物保护员、驾驶员、电工、摄影等工作，干摄影时间最长。无论在哪个岗位，他都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他谨遵父亲的教诲，干一行就要爱一行，不求出名出彩，但愿无愧我心。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云冈石窟全集》（20卷）出版工作启动，员新华参与了图片拍摄工作。直到退休，他依然参加《云冈石窟全集》的拍摄工作，并负责《全集》彩色图版的色彩校正工作。现在，“只要云冈召唤，我仍然随时再出发。”员新华幽默地说。

　　员小云，从1975年参加工作到2019年退休，他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云冈事业。在云冈石窟工作的四十多年时间里，他先后做过文物保护、安全保卫、票务管理等工作。回忆自己四十年走过的路，“我觉得云冈石窟保护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我刚参加工作那年，条件虽然艰苦，但有全国众多专家学者的鼎力相助，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艰苦奋斗，我们还是有了一定的保护成果。”员小云说。那时，正置“三年（1974—1976）保护”工程的关键时期，员小云作为云冈工程维修的参与者，和工程队技术人员对云冈石窟实施了大规模的抢险加固和修复工作，挽救了一大批濒临崩塌的洞窟及雕像。“那个时候只有云冈掌握了抢险加固技术，为此，我们还进行了对外援助工作。”“三年保护”工程之后，员小云和云冈石窟技术人员又来到了麦积山石窟、四川大足石窟和山东的一些石窟，为这些地方进行技术援助。

　　“宝哥在我的心里是兄长，是益友。他不善言辞，时刻用行动影响着我，帮助着我，让我在工作中进步很快。”在云冈研究院遗产监测室副主任任建光的眼中，小宝是一位低调、厚道、踏实、肯干、勤奋、敬业的人。让任建光感恩的这位“小宝”就是员小中。在云冈研究院，人们一直习惯于称呼员小中的乳名。

　　员小中从小就对石窟情状烂熟于心。1988年高中毕业的他在为首届石窟考古学习班做服务工作时，旁听了北大老师关于石窟和佛教的内容，对他来说是现在工作的一个启蒙。1991年，刚参加工作的他，一边做好日常工作，闲暇之余也看一些有关云冈研究的文章，关注云冈学术动态。2000年以后，跟随王恒先生开展石窟调查工作，爬洞窟、绘线图、作测量、制拓片、详记录，纵横考古，兴趣倍增，员小中发现了许多研究细节，也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2008年至2012年五年间，他与王恒合作编写了《云冈石窟洞窟调查》1至4窟考古报告，并亲自绘制了首张具有准确比例的石窟立面线描图及数十张分窟线图。正是这段石窟调查的经历，让他在云冈学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2014年，为配合《1992年至1993云冈窟前遗址考古报告》，员小中对窟前出土的2千余件石雕进行了分类整理工作，期间对云冈石窟第20窟西壁立佛160余块坍塌石块拼接的任务最重。同时他还分担着20卷本《云冈石窟全集》中三卷半的文稿和选片的编纂工作，还与李雪芹研究员共同进行山西省文物局《云冈石窟供养人调查与研究》课题研究。那几年，数项任务并驾齐驱，也成就了员小中的学术之路。

　　关于西立佛，早在上世纪40年代，日本学者就在第20窟前进行过考古发掘，仅仅发现了少量西立佛的残片。大量西立佛残片是1992年云冈石窟“八五规划”窟前地面硬化前考古挖掘发现的。这些残片被埋在地下已近1600年了，迹象表明，北魏时，工匠曾对西立佛泥质身躯用新鲜的石块进行了垒砌替补，后因地震或结构不稳坍塌，然后古人把这些坍塌的石块埋藏于窟前地下，等待有缘人，这一等就是上千年。员小中在接受西立佛拼接工作后，相关专家也对立佛拼对工作十分重视。时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和中国社科院专家朱岩石等专程来云冈石窟了解立佛拼对进展情况。杭侃称赞员小中有“蚂蚁搬石头”的精神。2016年，云冈石窟第20窟西壁坍塌立佛拼接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这躯从未向世人展示过真容的高大造像，终于化零为整，头部以下至腿部以上部分基本成型。这为研究西立佛和20窟洞窟形制提供了有力的实证。

　　近几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次在云冈石窟拍摄专题片。在片子中，当节目组技术人员运用动画手法将西立佛假想式“复原”在第20窟大佛西面时，观众似乎想象到了一个完整的组合。

　　面对云冈大佛，员小中露出会心的微笑，他感恩于一代代云冈人多年来的坚守与努力，感恩于当年父亲对他的那份教诲与期待，才使得他竭尽全力复原文物并使之重放光彩。

　　现在，当员新华、员小云、员小刚、员小中兄弟四人来到云冈石窟，站在那棵父亲捐资栽培的树下，追忆父亲那一代人对云冈石窟保护做出的贡献，赞叹当今新一代云冈人在科技保护与数字化探索方面发挥的聪明才智，他们觉得，云冈精神代代相传，他们的奉献无愧于“云冈世家”这个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