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你从哪里来？

　　猝不及防，慧皎就把高僧“昙曜”的名字抛给了世人，没有任何铺陈，难免显得突兀。

　　慧皎《高僧传》中并没有给昙曜单独立传，以下29字只是附于“玄高传”条目下：“时河西国沮渠茂虔，时有沙门昙曜，亦以禅业见称，伪太傅张潭伏膺师礼。”文中既不提昙曜沙门统的显赫僧职，亦不言他与云冈石窟开凿的因缘，更未深究他是何方人，何年生，何年卒，师于何人。古代高僧的身世大多神秘莫测，昙曜亦然。

　　本来，《高僧传》中有关昙曜记事的缺憾可望在正史《魏书》中得到弥补，毕竟，以昙曜的政治地位及其佛教影响力，都是《魏书》绕不开的座标。然而，《魏书》编撰者魏收偏偏不涉昙曜身世话题，开篇直言：“先是，沙门昙曜有操尚，又为恭宗所知礼。佛法之灭，沙门多以余能自效，还欲求见。曜誓欲守死，恭宗亲加劝喻，至于再三，不得已，乃止。密持法服器物，不暂离身，闻者叹重之。”又云：“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昙曜又与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

　　《魏书》成书距昙曜太和十年（486）最后一次有记录的活动时间仅隔70余年，按理说，魏收有条件也有能力摸清昙曜的身世，为什么不去做呢？

　　唐代道宣有感于“僧史荒芜，高行明德，湮没无纪”，遍访郊郭碑碣，博览南北国史，编成《续高僧传》，增补“魏北台石窟寺恒安沙门释昙曜传”记云：“释昙曜，未详何许人也。少出家，摄行坚贞，风鉴闲约。以元魏和平年，住北台昭玄统。绥縎僧众，妙得其心。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造也。”

　　一句“未详何许人也”，道尽了道宣几多无奈。就此，昙曜身世之谜终成历史之谜，这可能是慧皎的疏忽、魏收的懈怠。话说回来，中国佛教史高僧身世成谜又何其之多，就连鸠摩罗什这样声名显赫的大师，不也是因卒年不明而争辩不休吗？

　　2、故乡在罽宾？

　　昙曜第一次露面便已入凉州之境，但他不是凉州藉僧人，而是入华游化的外国人。游方弘化，是僧人宣法的主要途径。游化之风，启于西壤，西来高僧抱着弘化诸国、解救众生的志向，“傍峻壁而临深，蹑飞絙而渡险”，纷纷抵达中夏。与此同时，中土高僧也协策孤征，西行求法，欲取真经。

　　凉州自前凉张轨以后，世信佛教，沮渠蒙逊更是“素奉大法，志在弘道”。永安十二年（421），蒙逊攻克敦煌、高昌，拥得译经大师昙无谶，请他主持姑臧城译场，凉州遂成为当时中国的译经中心和禅法流播之地。然而，发生在凉州的诸多佛事活动似乎都与昙曜没有关系。凉州作为禅法最盛之地，十分注重师承关系，昙曜无师无门，个性“摄行坚贞”，处境大概一般。不过，能给凉州太傅张潭当门师诵授修持功德的实践教导，也证明了他的实力，同时说明他已具备一定的汉语交流能力。

　　一般认为，昙曜是罽宾人，但无直接的证据，只是推测。罽宾国，以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中下游为中心，故址在今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以及今克什米尔西部地带。“罽宾”，是喀布尔河“Kōphēn”的音译。从东晋至南北朝，入华印度僧人有记载的55 人中，有13人就来自罽宾。罽宾国虽以小乘教法著称，但在五世纪初期东传的经典中，也有很多属大乘方等部的经典。

　　欲探寻昙曜身世，有一个人、一部经可能会指引我们前行。人，指师贤；经，即《杂宝藏经》。

　　师贤是罽宾人，早先他与昙曜同在凉州。师贤应年长于昙曜，但他在凉州期间的知名度并不及昙曜，一生中也没有留下一纸译经。截至徙平城初期，师贤一直默默无闻，直到玄高因罪被杀后，他才一夜成名，擢升为道人统。

　　当初，北魏攻伐凉州时，城内的僧人分崩离散，师贤、昙曜二人则铁了心选择留下来，豪赌能得到北魏统治者的礼待。事实证明，他们的抉择是正确的。

　　从凉州出发，比师贤、昙曜略早一点抵达平城的高僧是玄高。准确地说，玄高是被拓跋焘的舅父阳平王杜超迎请到平城的。对太武帝来说，平凉之役中能获得高僧玄高并迎请回平城，算是弥补了当年错失昙无谶的遗憾。

　　玄高，冯翊万年（今陕西临潼）人，早在西秦国时即受内外敬奉，被崇为国师；进游凉土后又为沮渠蒙逊深相敬事；到达平城后，大流禅化，深受太武信重，太子拓跋晃事高为师。问题就出在太子这里。司徒崔浩为了牵制太子晃，向太武帝谗言太子有纂承之谋。太武帝耳根子软，对太子心生疑窦，但又难于治罪。怎么办呢？便迁怒于太子的老师——玄高。

　　太武灭法时，师贤留在平城以医术行世，昙曜选择去了中山，两人分身避难，如遇不测，至少一人保全。和平初，师贤死了，昙曜接任沙门统。师贤既为罽宾人，昙曜与其相随相行，二人无师承关系，或可理解为是同乡。

　　昙曜一生的光芒全部绽放于平城，他的成就集中表现在文成复法后的沙门统任上。受平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用赤金铸释迦立像各一的启示，昙曜首先向文成帝奏请在武州山凿窟五座，镌佛各一，被指喻为太祖以下五帝造像。

　　北魏平城时代，以昙曜为核心的官署译场设在武州山通乐寺，这也是中国石窟寺最早的译经场。昙曜在这里会同吉迦夜、常那邪舍、昙靖以及负责笔录汉文的刘孝标等，广译佛经。译经方面，昙曜与吉迦夜关系甚密。吉迦夜，又称“吉弗烟”，西域人，与昙曜共译了《方便心论》《杂宝藏经》《大方广菩萨十地经》，并重译了昙曜于和平三年独立翻译的《付法藏传》四卷（今已不存）。吉迦夜作为西域译师，精通梵文是毫无疑问的，至于汉语的文采倒不一定好于昙曜多少。昙曜屡与他合作，看中的正是他强大的梵文译读能力。

　　昙曜与吉迦夜之间的合作方式是由吉迦夜口诵梵语，昙曜把他讲的胡语口译成汉语听给刘孝标，孝标再转录为汉文。之所以要重译《付法藏传》，想必是昙曜当初的译经不是梵文原本，内容也不完整。而此次吉迦夜掌握的是梵文原文，况且还有一位“博极群书，文藻秀出”的笔受人刘孝标。

　　《杂宝藏经》是吉迦夜与昙曜共译的重点经目，由刘孝标笔受。这是一部杂集抄聚分散在北传四阿含经以及各部派律藏中的因缘、譬喻及本生故事的小乘经集，全书共十卷，计121则故事，入梁后又增补为十五卷。全卷故事大致分为孝养、慈悲、业力、谄伪、诽谤、行施、教化、诤斗等八类，劝人作福、持戒、出生死、成菩提。该经译成后首先被用于云冈第9、10窟中，反映了沙门统昙曜作为佛教领袖地位的影响力。

　　《杂宝藏经》中的许多故事发生地都在罽宾，说明《杂宝藏经》梵本应出自罽宾一带。昙曜选译《杂宝藏经》不是偶然的，这意味着他作为罽宾人对经中所反映的罽宾社会生活以及佛学理念等所具有的天然的兴趣和亲近感。

　　葱岭之南，喜马拉雅之雪，佑护众生的喀布尔河……，翻弄经卷，偶用乡音与吉迦夜神聊数语，也应是昙曜在武州山最难忘的一段时光。

　　3、沙门统昙曜的落幕

　　昙曜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经历了太武、文成、献文、孝文四朝，期间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稍有不慎即意味着生命的付出。北魏伐凉时，面临生死选择，昙曜坐待魏军，寻求日后发展机遇；入魏不久，他以不介入僧团、不介入政治派系的智慧与经验，轻松规避了玄高案；太武时，虽“誓欲守死”，也巧妙躲过灭法之劫；文成复法，他自导自演了一幕“马识善人”的情景剧，得蒙文成帝的信任，官至沙门统职；献文时，完美避染帝后宫闱之争，在异常复杂的政治交锋中独善其身；孝文时，游刃于冯氏、孝文“二皇”掌政之间，将沙门统的职权牢握至终。

　　和平初，北魏佛教正从太武灭法的梦魇中走出，除了营建石窟，沙门统昙曜还创造性地提出设立僧祗户、佛图户制度，这两项措施解决了灾民赈济、救危急难的问题，那些被称为“佛图户”的重刑犯人重获新生，效力于寺院，植种善根，起到稳定社会、安隐民心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道宣《广弘明集》中收录了一条孝文帝任命思远寺寺主僧显继任为沙门统的诏文，表明此时的昙曜已经卸职或者已经亡故。另有一条唐代资料记云：“《大吉义咒经》一部四卷。右，后魏太和十年昙曜译。”

　　太和十年，是史籍中有关昙曜有时间可考的最后记录，从此之后，再无声息。昙曜于公元439年由凉入魏，保守地说，少时出家的他假使当时是25岁的年龄，那么到太和十年也是年渐七十的古稀老人了。太和十年时仍能静心译经，至少说明昙曜的晚年生活是安逸的。

　　通过上面材料分析，昙曜卒于487～489年间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