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转星移，时光荏苒，转眼间《大同日报》已经陪伴我走过了52个年头了。在半个世纪的时光中，对我来说，《大同日报·云冈副刊》更像是一个情感符号，印刻着我最难忘的回忆。

　　1972年初，我从插队的乡下被抽回到一所企业中学从教。我们办公室就订有一份《大同报》，从此，我就成为这份报纸的忠实读者，每期必读。尤其是开设“云冈”副刊后，我更是爱不释手。因为副刊的文学性更强，对于喜爱文学的我来说，副刊更具可读性。

　　因为“云冈”副刊看得多了，头脑中也就积累了一些文学元素，随之产生了写作的冲动。于是开始磨笔尖，写稿子。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寄出的稿子如石沉大海，连个泡泡都没有。当时，我想算了，何必点灯熬油耽误工夫，做这种劳而无效的“傻事”呢？

　　然而，于无声处听惊雷，1985年8月，我的习作《北戴河三记》在“云冈”副刊发表了。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副刊上，当时的喜悦之情是难以用语言来描述的。发稿的责任编辑是史敢峰老师，他就成了我在写作路上给我开了“绿灯”的第一位“贵人”。至此，我就从读者升格为作者，有了双重身份。

　　在写作上有了“零”的突破，我的信心倍增。在业余作者中，我自认为是比较勤奋的人，在“云冈”的发表率越来越高，不仅如此，有时，我在日报其他版面上也能发表一些文章。

　　我在《大同日报》“云冈”发表文章的“高光时刻”还是在1989年。那年“云冈”副刊搞了一次“名城赞”散文征文有奖大赛。当时，中国重载第一路——大秦铁路开通不久。我到大秦铁路的龙头，也就是中国铁路最大的编组场——湖东站进行采访。然后写出了应征散文《煤城飞起大秦龙》。稿子很快被刊发，在最终的评选中还被评为一等奖。后来我才知晓，这次征文比赛是为几个月后在苏州举办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名城赞”征文大赛参选文章作前期准备的。大同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这样的时机，这样的宣传活动是不能缺位的。

　　我记得，当时我的文章和张小泉的文章并列一等奖。那么，问题来了，选择谁的文章带到苏州参评呢？内幕细节我不得而知。最终是史敢峰编辑把我的文章带到了苏州。最终，我的这篇应征稿获得了二等奖，也就是银奖。这也使我很满足了，毕竟我的文章也为我市这座悠久的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光彩，我为大同感到自豪。

　　此后，我成了《大同日报》的特约通讯员，一“通”就是多年。

　　在《大同日报》这块福地上，我遇到那么多的好编辑，他（她）们是樊善云、冯桢、昝银琴、李恒成、杨红英、刘培现、熊克芳……文为师，人亦为师。这些好编辑是那么暖心，令人尊敬，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写作路上的“贵人”。

　　我清楚地知道，从我的初稿到最后的见报稿，中间倾注着编辑们的大量心血，不论是一字千金的改动，还是谋篇布局的调整，大至每个标题的敲定，小至每个错别字乃至每个标点符号的纠正。

　　有这么多好编辑的倾心助力，热情地帮助我，我的写作之路越走越宽阔。后来我的小小说《领导冒号反馈息》荣获北京《三月风》杂志征文三等奖，并被《新华文摘》转载，还荣获全国铁路第四届文学奖，我的《羊群里的骆驼》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征文中获一等奖。我的散文《吃了黄米糕，行事步步高》发表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

　　2000年，我被吸收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如今，我已步入“古稀”，笔耕少了，但痴心未改，始终没有放弃阅读的习惯。这种习惯主要来自对《大同日报》的感情，来自诸位编辑“贵人”给予我长期以来的帮助与惠顾。爱好读报是一种积极向上、健康的退休生活方式，我读《大同日报》直到永远。

　　祝福《大同日报》75岁生日。值此生日之际，感谢这块福地，感谢“贵人”编辑。期待《大同日报》越办越好，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