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文是我最敬佩的人。我曾先后在他所任职的大同市工农化肥厂和大同市云冈瓷厂工作。几十年前，他开拓进取、苦干实干的一幕幕至今仍历历在目。

　　在我的眼中，高玉文不仅是一位改革的“弄潮儿”，更是一位有情怀有担当的企业家。

　　高玉文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他调离云冈瓷厂后，先后任大同市经委、计委主任；1996年任汾酒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1997年5月被山西省表彰为“‘刘俊谦’式的模范干部”；1998年被山西省政府授予“优秀企业家”称号，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是敢于创造奇迹的人

　　1974年8月，大同市新荣区成立指挥部，筹建大同市工农化肥厂。高玉文带领“一班人”采用会战形式，发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提出“大干不怕连轴转，苦干不怕多流汗，八小时内拼命干，八小时外作贡献”的战斗口号，大干快上建新厂。为确保施工材料不断档，他带领职工先后7次去离厂百里外的大同水泥厂抢运水泥，每次抢运都连续20多个小时，共出动700多人次，拉运水泥1000多吨。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办砂厂、建砖厂，解决基建材料不足的问题。他着力培养过硬职工队伍，先后派出两批职工分赴同行业厂家学习岗位技能和操作技术，学习回厂后配合安装队师傅进行设备安装；打破常规，不请专业队伍，一次投料成功。预计3年建成，结果仅用了18个月就建成了一座年产3000吨、预留5000吨的合成氨新厂，创造了“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快速投产”的高速度奇迹，在行业引起轰动。投产后产量、消耗达到全国同行业先进水平，1979年被化工部命名为“红旗单位”。

　　大同市云冈瓷厂1972年开始筹建，到1982年高玉文接手前，三上三下，上上停停，换了三茬领导，投进400多万元，还是半截子工程。高玉文去了一年，土建工程大部分完成，设备全部进厂，眼看一个新型陶瓷企业就要建成，突然被命令下马停建，原因是压缩基本建设投资。高玉文一次次给省、市有关部门打报告，陈述云冈瓷厂不该下马的理由，又上下奔走，终于把厂子保住了。他还给省委、省计委领导立下军令状，5个月把厂建成，如果不能如期完成，就将他就地免职当工人。社会上有的人说，高玉文干了多年才熬了个县团级，莫非不想戴这顶“官帽帽”了？要知道这5个月是当年10月到次年2月，大同正是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季节。他顶着压力，冒着严寒，带头没日没夜地干，终于兑现了承诺。

　　1986年5月18日，省计委领导来厂检查验收时称赞，用14个月的有效工期，建成一座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建筑卫生陶瓷厂，你们给咱山西在基本建设责任制方面创造了一条好经验，要在全省推广。

　　当厂长的高玉文在云冈瓷厂投产后6年搞了三期技术改造，卫生瓷由设计年产18万件提高到45万件，“云中”牌卫生瓷被山西省和轻工部评为优质产品，1990年晋升为国家二级企业。

　　他是一个忘我的人

　　1976年严冬季节，为了来年春耕农民能及时用上化肥，高玉文决定工农化肥厂冬天试开车。有的人不赞同他这么干，说他“蛮干”。他本来不必这么干，又没人催着，完全是自讨苦吃。试开车期间，他每晚只睡五个小时，有时因车间发生造气炉结疤、二氧化碳超高、冰机漏液、合成漏氨等事故，他同技术人员、操作工一起分析解决方案，一夜一夜熬夜。他也因此得过一场大病，极度疲劳引起大脑皮层植物神经紊乱，开始是头部疼痛、麻木，老有一种被紧紧箍住的感觉；后来眼肌抽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一次竟然晕倒在车间。是啊，同工人一起熬夜，工人三班倒，他是连轴转，白天还有工作要处理，就是铁人也扛不住啊。

　　1982年高玉文接手半瘫状态的云冈瓷厂时，这个厂当时连一份完整的设计也没有。他带人去唐山、到西安、下咸阳，在北京中转时住在返城知青地下旅店，在唐山住的是防震房。为了把唐山建陶瓷厂的设计方案图纸复制下来，几个人硬是昼夜没合眼，加上天气热，有3个人病倒在防震房里。高玉文又是端汤倒水又是买药，忙不迭地又安慰又检讨，好像这3人的病都是他害的。北京知青旅店是地下双层床、8人一室，倒是省钱，可是太挤、太潮。高玉文又做检讨了：“真对不起，建厂期间经费紧张，咱一分钱掰成两半用吧，伙计们。”

　　在企业工作那些年，每逢过年高玉文总在企业跟职工一起过。工农化肥厂为连续性生产，春节不停产，高玉文和在岗职工一起吃年夜饭。在云冈瓷厂工作期间，每逢过年他都要亲自把年夜饭送到加班加点工人的岗位。云冈瓷厂筹建期间，他女儿的婚礼他都没参加，而在厂里忙筹建。平时，他也是大部分时间都守在工地上，方便随时解决施工中出现的问题，不影响进度。

　　他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1975年大同市工农化肥厂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之际，高玉文竟跑到左云县化肥厂借来个有海外关系的叫程家濂的青年。程家濂是上海人，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在左云县农村插队当知青，后在左云县化肥厂当操作工、调度员。他把程家濂调来就任命为设计组组长，视之为掌上明珠。程家濂天天从清晨干到半夜，连星期天也不休息，后来又被提拔为生产科副科长、主管技术的副厂长。

　　不久又调来了纪守宪。纪守宪是大同市某设计院主搞结构的土建工程师，因为戴上“右派”帽子，被下放到阳高老家劳动改造，老婆跟他离了婚，儿女们都不认他，患有肺气肿病，50多岁了在农村挣工分连稀粥也喝不饱，不知高玉文从哪儿得到消息，赶去把他请到工农化肥厂。当时厂子正在筹建阶段，没有宿舍，住在老乡院里。高玉文把最好的一间向阳房让给他住，知道他好喝两杯，还安排给他每天二两酒、一盘肉，把纪守宪感动得直流泪，自然把看家本领都使出来了。纪守宪真是豁出了老命干，用组合屋架代替了原设计的屋架结构，光计算的草稿就有好几斤，给国家节省了一大笔钱。粉碎“四人帮”后原单位给纪守宪落实了政策，高玉文又帮他把儿子从大庆调到身边，恢复了父子关系。1981年纪守宪去世，临终前说“高玉文真是个好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如今，高玉文已85岁高龄，精神矍铄，儿孙绕膝，幸福地生活在老家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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