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4年，不止一次站在大同古城内坐西朝东的华严寺里思绪涌动——如果时间的指针可以回拨980个年头，那我们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还会思索什么？

　　那一年是公元1044年，在中国的北方雄踞着崛起的契丹族大辽政权，中原地区北宋王朝虽然面临种种压力但依然繁荣，西北区域的党项族西夏力量正在上升并试图获得更大话语权。有人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三国时代，三足鼎立。

　　那一年是赵宋仁宗庆历四年，范仲淹作为副相主持的庆历新政因为触及部分官僚利益而维持不到一年就宣告失败，但留下了可以窥见时代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在军事和外交上，宋辽依托“澶渊之盟”继续保持和平稳定关系，“诗书更胜征战多”。宋与西夏签订了“庆历和议”，双方结束了长期的敌对状态，西夏在获得“岁赐”后接受宋廷册封。

　　那一年是辽重熙十三年，大辽与西夏关系日渐紧张最终演变为战争，辽兴宗耶律宗真决定出兵讨伐西夏。正是在向西征伐、向南防御的战略需求下，兴宗在冬季升格面向宋与西夏的战略要地云州为西京，设立西京道大同府。“大同”这个城市称谓由此进入历史舞台，曾经的北魏都城迎来发展史上的又一个辉煌期。

　　那一年距离2024年已经过去980年。

　　时光总是在悄悄地流淌，2024年大型游戏《黑神话：悟空》大火，取景地华严寺也在智能传播的加持下迎来了高光时刻，游人如织。从东向西望着一个个背影拾级而上走向大雄宝殿，不由得在想，在崇佛的辽代是否盛景如此？今天脚步声声，有多少人注意过曾经的帝都、今天的大古都已经获名“大同”980年？

　　“大同”，这个承载着无数人梦想的地名是如此金灿灿——回望一段时光，在980年的记忆里迎接城市的未来、追逐沉淀的热望。

　　从地缘学上看，大同地处晋北黄土高原的东北边缘地带，西北部属于阴山山脉与吕梁山脉的结合部，东南方耸立着太行山的支脉北岳恒山、太白山等山脉；桑干河自西南流向东北斜贯全境，使大同地区具有山地、丘陵、平川与盆地相兼的多样性地貌。

　　由于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大同冬季寒冷漫长，夏季温热短暂、干燥少雨。日照丰富和肥厚的黄土地层与适当的河川灌溉可以发展农业，丘陵平川又是适宜放牧的草场，独特的自然环境使大同地区兼有北方农耕和畜牧业两种生产方式，同时决定了其为华北地区危安的军事屏障。

　　《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因为处在便利的交通位置上，大同地区历史上一直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相互交往融合的孔道，也是反目争夺相互厮杀的疆场。寄寓憧憬，西汉政府给这处连年征伐鏖战之地命名“平城”，寓意和平、和合、和谐、和睦，期望“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

　　公元4世纪末，这个承载着汉族政权和人民期望的城市迎来了一个从大兴安岭深处辗转而至的少数民族政权——这个以“魏”为国号的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少数民族为朝代断代的国家。今天，无论是站在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的巨佛前，还是一头扎进史籍《魏书》中，我们依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拓跋鲜卑的自信、开放、包容。

　　《魏书·序纪》中关于拓跋鲜卑族源的叙述，综合运用了中原文化与北疆文化不同来源的资料，建构了源自黄帝、居于北土、与中原华夏同源共祖的族源叙述体系。这是一个民族对自身身份的再度书写，也是对中原文化的强烈认同。

　　天兴元年（398）六月，拓跋珪下诏议定国号。朝堂上，一个中原汉族士人的声音振聋发聩。这个名为崔宏的清河人力排众议主张以“魏”为国号，理由是拓跋珪所建政权“虽曰旧邦，受命惟新”，且“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斯乃革命之征验，利见之玄符也”。拓跋珪的想法与此若合符契，于是一锤定音“魏”。

　　一个“魏”字，承载着拓跋鲜卑继承中华正统、争为中华之主的雄心远略，也反映了中原汉族士人认同拓跋政权的政治心理以及尝试改造拓跋政权的政治理想。就这样，16个世纪前，农耕和畜牧两种文化在平城轰轰烈烈地相遇了，和平相处、交流交融，没有征服与被征服。随之，从草原丝路而来的西域文明源源不断，胡商络绎不绝，平城一跃成为民族融合的国际级大舞台。

　　今天，不论仰望昙曜五窟还是走进大同文博场馆，北魏平城时期文化因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令人目不暇接甚至不敢想象。台湾史学家柏杨先生认为，隋唐为中华文明的历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拓跋鲜卑建立北魏及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正是通往这个文化高峰的最坚实基础。这与余秋雨先生走读大同、研究北魏后所言“中国由此迈向大唐”彼此呼应。

　　一股浩荡之气、一种自信之气贯穿了北魏隋唐，也延及了华夏后世，黄钟大吕般回响在公元10到12世纪，回响在曾名云州的大同。

　　二

　　公元10世纪初，鲜卑族已经融入华夏。在他们曾经兴起的北方草原上，一个继承者——契丹走到了聚光灯下。

　　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说，“契丹是东胡种（即今所谓通古斯族），鲜卑宇文氏的后裔。他们从唐末兴盛起来，直到北宋的末年才被金国灭掉。在这二百余年（10世纪初至12世纪初）之中，他们是亚洲最有势力的一个国家，汉族始终俯首在他们的下面。他们的国号起先唤做契丹，后来改名为辽。二十四史里有一部《辽史》，即是专记他们的事的。”

　　入列二十四史，就是对王朝正统性的确定，意味着辽政权进入了中华历史演进的标准时间轴。

　　公元5世纪前期，契丹部落成为北魏帝国的属部，《魏书》记载其“班飨于诸国之末”。隋时，契丹发展到十部，结成部落联盟。唐代，设松漠都督府管理契丹部落，唐末大批中原人口流入契丹境内。9世纪末，以耶律阿保机为首的契丹逐渐强盛，阿保机成为诸部之王，并走向建政立国。

　　今天的大同在隋唐五代时有过云州、云中、云内等名，在唐末藩镇和五代十国地方实力派的角逐中战略地位更加重要。割据河东的晋王李克用和镇压农民军的朱温曾是争霸中原的两支重要力量，彼此也是劲敌。利益驱使下，李克用邀约耶律阿保机结盟以打击其他政治对手，当然阿保机也想找个盟友借力壮大契丹。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结盟“云州会盟”发生了。

　　唐天祐二年（905）十月，耶律阿保机率七万大军南下云州与李克用相会。“宴酣，克用借兵以报刘仁恭木瓜涧之役，太祖许之。”可以想象那时的两巨头高调高规格会晤，“易袍马，约为兄弟”，更重要的是此举开创了中原政权或地方割据势力联合契丹打击对手的先例。

　　两年后的公元907年，朱温篡唐自立，建立后梁政权；耶律阿保机在草原上当选为可汗。晋王李克用再次与阿保机会于云州，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是，“阿保机率众三十万寇云州，晋王与之连和，面会东城，约为兄弟，延之帐中，纵酒，握手尽欢，约以今冬共击梁。”

　　李克用和耶律阿保机结盟各有企图。结盟后，李克用控制下的云州暂时不用考虑安全问题，来自北方的压力得到缓解；阿保机则提高了政治威望，直接保证了其远交河东、近攻燕蓟、兵指中原计划的实施，大大降低了南下的阻力，成为契丹竞霸中原的起点。此后，五代政权或势力集团都和契丹发生着或主动或被动的联系，并直接导致公元936年幽云十六州在行政归属上的变化，影响了辽、宋、西夏的关系和国家走向。

　　幽云十六州归属契丹以后，中原政权失去了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天然和人工防线，中原局势更加错综复杂。宋代叶隆礼在《契丹国志》中说，“幽、燕诸州，盖天造地设以分藩、汉之限，诚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也。”这段话足以阐释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后来，对幽云十六州的争夺几乎贯穿了10至12世纪宋与辽金战争的全过程，并成为汉人政权的一个情结，直到明朝一统才得以解开。

　　云州会盟、获取幽云地区后，契丹政权实力开始突飞猛进，形成了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对中原王朝在军事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大量汉族人口的流入更是推动了单纯的游牧文化向游牧与农耕并存的转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位的碰撞，促进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民族大融合。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在龙化州（今内蒙古奈曼旗西北八仙筒附近）举行燔柴祭天典礼正式称帝，尊号“大圣大明天皇帝”，建元“神册”，国号“契丹”，确立父死子继制度，废除部落世选制。两年后，在西楼（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哈达英格乡石房子村西北）筑城，有了上京的前身。

　　耶律阿保机称帝的当年八月就开始东征西讨，很快就攻克云州之南的朔州（今山西朔州），俘虏了李克用的养子、振武节度使李嗣本。十一月，契丹大军东进乘胜拿下蔚州（今河北蔚县）、新州（今河北涿鹿）、武州（今山西神池）、妫州（今河北怀来）、儒州（今北京延庆）等地。按照《辽史》载，“自代北至河曲踰阴山，尽有其地”，契丹逐步征服漠南地区。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