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公元938年，在位13年的辽太宗耶律德光收到一份大礼，后晋遣使将幽云十六州图籍送到了辽上京。在这一年，辽太宗下诏改元“会同”，改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府曰幽都，改原南京为东京、府曰辽阳，实现三京并立；改新州为奉圣州、武州为归化州。同时，改革契丹官制，完善源自中原政治治理体系的汉官制度。种种举措表明，辽太宗已经有一幅宏伟的政治蓝图在胸，“会同”只是政治雄心的一种表述。

　　此后，辽与后晋持续开战。会同九年（946）辽军击败后晋主力，后晋末帝石重贵请降。次年正月初一，辽太宗以中原仪仗进入后晋都城汴梁，辽政权问鼎华夏成为现实。二月初一诏令，“建国号大辽，大赦，改元大同，升镇州为中京”。将原国号“大契丹国”改为中华式的“大辽”是辽太宗主动宣告涵盖中原疆域的帝国初步形成，改年号为“大同”则直接表达了辽太宗要在草原和中原地区实现大同的雄心壮志。

　　《辽史》称，“太祖帝北方，太宗制中国，紫银之鼠，罗绮之篚，麇载而至。”从两代帝王的开疆拓土、文治武功等举措中，清晰可见契丹帝王的一统宏愿、大同梦想。只不过，这个梦想对任何执政者来说都充满挑战甚至会破灭。大同元年（947）四月初一，46岁的辽太宗离开汴梁北还，未料途中病倒卒于栾城（今河北栾城县），他的大同梦随之破灭。

　　到了公元983年，即位第二年的辽圣宗耶律隆绪将年号定为“统和”，可以看出辽代第六位皇帝依然不忘一统华夷。正是在这位皇帝在位的第四年即公元986年，辽军击败了宋“雍熙北伐”的三路大军，西夏政权李继迁则开始对辽称臣。统和二十二年（1004），辽宋签订“澶渊之盟”，来自宋朝的大批丝绸、白银年年向北输送。这些真金白银促进了辽政权的发展壮大、国家的繁荣富强。统和二十五年（1007），辽开始兴建中京城（今内蒙古宁城县大名镇），同时更南京幽都府为析津府。至此，三京演变成四京。

　　公元1031年六月，辽圣宗长子耶律宗真登基，是为兴宗。这是一位热衷于佛道、爱好儒家学说、通晓音律、相对守成的帝王。不过，这位与前辈相比没有多少突破的帝王同样没有忘记一统宏愿，他没有在年号上做文章，而是将大同梦想标注在了版图上，重熙十三年（1044）十一月升云州为西京，设大同府。至此，辽朝政治体系中五京俱备。从此，大同成为城市名字，这座城市也进入又一个京华繁盛期。

　　980年后的2024年12月正是农历十一月，辽金建筑遗存华严寺、善化寺以及大同古城墙没有了夏日的喧闹，以另一种悠然迎接着一批批游客和研学的孩子。古老的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不可替代的文化财富，并给后人带来源源不断的文化红利。未来，大同人一定还会继续打辽金文化牌、西京历史牌、古都大同牌，希望人们记住这个城市之名的纪年，理解数字的背后标记着中华梦想、民族融合、文化自信。

　　四

　　辽兴宗耶律宗真工诗词、善丹青，是辽国享有名望的山水、花鸟画家，俨然有中原帝王之风。辽兴宗曾经以所绘鹅、雁作品赠送宋朝，宋仁宗则以擅长的飞白书写了一幅答谢词，表示其对两国关系的重视。南北帝王此等雅事一直传为美谈。

　　与宋朝皇帝相比，辽兴宗显然更自信更具战斗力。辽重熙十三年（1044）秋，面对迅速膨胀的西夏带来的边境安危时，耶律宗真率十万大军兵分三路杀向西夏，进至贺兰山下。不过辽军最终损失惨重，兴宗率余部退到了云州。此时，兴宗深切认识到党项部族的崛起对辽国西南边界造成了又一重严重威胁，因此在十一月升云州为西京，设西京道大同府，加强云州对西南部地区的军事指挥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影响。《辽史》说，“大抵西京多边防官。”

　　公元1048年，辽兴宗再次征西夏，北路军推进至贺兰山，俘获了李元昊的妻子。公元1050年，辽军三伐西夏，西夏向辽求降称臣，确认藩属关系。应该说，辽建西京后控御西夏的战略效果明显，同时起到了防御宋军进攻的作用，明显稳固了辽国西南边境的统治，提升了辽对宋和西夏的斗争的战略布局。

　　“辽既建都，用为重地，非亲王不得主之。”西京大同府是在北魏平城旧址上营建的，《辽史》记载，大同府城“广袤二十里”，北魏京城开十二门，辽时剩四门，“东曰迎春，南曰朝阳，西曰定西，北曰拱极”。北门东为大同府，西为大同驿。城内建有敌楼、棚橹等守御设施，另有天王寺、留守司衙等公共建筑。

　　于今人而言，更为重要、更吸引眼球的自然是辽代建筑华严寺。《辽史》说，“清宁八年（1062）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事实上，辽重熙七年（1038），就修建了今天华严寺内的薄伽教藏殿。清宁八年修建的是大雄宝殿，后来毁于辽代末年战火。金天眷三年（1140）重建，基本上保留了辽代风格。

　　面阔五间、进深四间的薄伽教藏殿，既供奉佛祖，也是辽道宗耶律洪基时期的皇家图书馆。梁思成先生惊叹殿内的U形重楼式壁藏，称其为“海内孤品”。殿内泥塑造像群精美无比，而且都是辽代原物。其中合掌露齿菩萨上身微裸、体态丰盈、线条流畅，双手合十置于胸前，轻启双唇、微微而笑，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被郑振铎先生誉为“东方维纳斯”。用如此世俗化、人性化的表情和体态去塑造佛像世所罕见，而这恰好折射出辽代的强大、自信、开放、包容。

　　日本学者杉山正明说，“亚洲东方的10至12世纪是契丹所主导的时代。”在诸国之间有了主导性的话语权，契丹人创新的勇气、发自内心的自信难免会表现在脸上、留在大地上，诸如我们所见微笑千年的合掌露齿菩萨，诸如依然恢弘震撼的华严寺建筑。

　　今天，华严寺这座坐西朝东的独特寺院也因“八大辽代木构”之说而备受瞩目。中国古代建筑多砖木结构，存世不易，幸存的辽构就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的杰出代表。现今存世的辽代木构建筑仅有天津蓟县独乐寺山门、独乐寺观音阁，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河北高碑店开善寺大殿，河北涞源阁院寺文殊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善化寺大殿和应县佛宫寺释迦塔。

　　以辽西京道的角度来看，涞源阁院寺文殊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善化寺大殿和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均在西京的管辖范围内。今天的河北省涞源县、蔚县，在辽金时属西京道蔚州辖区。山西应县在辽代为西京道应州，与大同府同城而治，政治和军事地位极其重要。“八大辽代木构”的半数在西京道故地，可见当年西京文化成就灼灼，亦可窥见那时大同府辉煌耀世。

　　今天，仰望华严寺、善化寺建筑，隐约听见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林徽因等学者古建考察的足音。中国学界正是以研究辽代建筑为开端，走上了科学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的道路，并让世人认识到国内现存辽代木构建筑的杰出：大同华严寺、善化寺具有皇家大寺的地位，足以代表辽代最高等级寺院建筑；应县木塔、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亦是独一无二的建筑精品。

　　时光流转，西京大同的诸多文明成果已经消失，但文献里留下了确凿的记载，考古中出土了精美的文物，无论是国子监、西京学及州学、县学等教育机构，还是璀璨夺目的金银器、端庄典雅的木家具、精巧别致的铜镜、缤纷绚丽的瓷器、古朴浑厚的铁器等生活生产用品，抑或春水秋山四时捺钵、榷场林立商贾络绎、茶酒饮宴熏风酷烈等政治经济生活场景，都证明一个绚烂多姿的时代、一个奋进有为的少数民族政权曾经在大同印痕深深。这些印痕凝结着南北方民族交融的细节，流淌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基因，汇聚成自信、开放、包容的豪迈气象。

　　公元1125年，辽天祚帝在西京应州新城东六十里处被女真金军擒获，辽国灭亡。金承袭辽制，大同是金代的五京之一。公元1215年，蒙元攻占大同后承袭辽金建制依然称大同为西京，直到1288年元世祖改西京为大同路。此前的公元1277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路经大同，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录了再现繁荣的城市，赞叹大同是“一座宏伟而又美丽的城市”。

　　站在2024年的冬天，再次回望1044年，中华大地上辽、宋、西夏年号各异，一个以“大同”命名的京都矗立在了三个政权交汇区域；汉、契丹、党项由冲突走向融合，《疾驰的草原征服者》一书说“亚洲的东方迎来一个和平共处的时代”。

　　980年的时光远去，契丹、党项已经融入华夏，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碰撞孕育出的多元共荣景观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

　　980年的时光远去，西京不再，大同生生不息。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