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工智能技术迅速、深度融入大众生活，汉字在电子媒介上的书写、输入越来越方便的时候，我们对汉字的认识是加深了还是肤浅了？面对一本名为《字见大同》的文创台历、在岁月交替的时候思考这个问题时不禁停顿了一下。

　　20世纪80年代，汉字曾经面临过一次严峻的挑战。1981年，IBM公司发布了搭载多种实用软件的个人电脑IBM5150。1984年，苹果公司发布了第一代麦金塔个人电脑。第三次技术革命和计算机时代真的来了，而且这股浪潮汹涌澎湃，事关千家万户、各个领域。

　　面对革命性的计算机大潮，汉字当即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如何实现汉字在电脑上的输入？1980年的《语文现代化》丛刊里出现了一个悲观的论调：历史将证明，电子计算机是方块汉字的掘墓人，也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助产士。

　　今天的很多人或许不知道当年的情状，或者忘却了曾经的艰难。我在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里看到过那段岁月的展品呈现，一个展厅集中展示了几十年里汉字在电脑时代面临的挑战与如何应战并取得巨大成果。

　　跨越20世纪，从电脑到智能手机，我们进入了更新更潮的时代，无论是汉字、汉语还是汉语拼音我们都在轻松地使用，似乎从未感受到汉字在屏幕上的书写、输入是一件复杂甚至了不起的事。

　　其实，在历史上汉字不止一次面临过挑战、危机，幸运的是每次它都成功跨越了。

　　晚清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鲁迅、周作人、胡适、钱玄同、瞿秋白等一批学者、革命人士都主张废除汉字。也有一批学者主张继续使用汉字，需要实现全民教育、开民智。章太炎认为，自古迄今汉语与汉字之间存在不可割裂的独特文化联系。这种联系，正是被“汉字革命”阵营所忽视的。

　　钱穆更是相继发表《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古代学术和古代文化》等长文，为汉字做了最为虔诚的辩护。他指出，能“兼具形声之长”是汉字最大的优点。汉字具有“以旧语而构新名，语字不增，义蕴日富”的特点，表现为能以千余常用字构造上万之新鲜组合词，不仅简明远超乎“谐声文字”，且在翻译西方现代科学、哲学术语的时候，也毫无“困难扞格”。钱穆因此断定，“此则中国文化绵历之久，镕凝之广，所以其有赖于文字者为独深也。”

　　跨越世纪，钱穆的论断不仅被证明正确，而且被后人再度拾起，成为全民共识。

　　饶宗颐先生曾经结合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资料“从世界观点出发对汉字的成就作一总的考察”后得出结论，“造成中华文化的核心是汉字，而且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当代作家张大春说，“字与词，在时间的淬炼之下，时刻分秒、岁月春秋地陶冶过去，已经不只是经史子集里的文本元素，更结构成鲜活的生命经验。”

　　欧美众多汉学家也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汉字生命力旺盛，即使在计算机面前也一直蓬勃发展。耶鲁大学东亚语和文学教授石静远说，“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学习如何将其语言标准化，并将其转化为一种现代技术……而每一种曾与汉字抵触或曾挑战汉字地位的科技，都不得不在它面前低头。”瑞典汉学家林西莉也感叹，“中国文化有惊人的连续性。直到今天人们在广告、民间艺术和周围的日常生活中，还能看到一些画面，它们在把握和反映现实方面与3000多年以前文字创造者们完全相同。”

　　在漫长的岁月打磨中，中华民族的造字者们将最初的文字不断进行着极富想象力的延伸，这套文字系统逐渐成形、充实，进而形成了华夏文明传承延续的核心载体之一汉字体系。与汉字同期诞生的文字虽然还有不少，但它们基本上都成了博物馆里的展品或者考古的实物了。

　　汉字承载了文化传承、民族精神和审美情趣，今天释读每一个汉字就是在和历史对话、在体味厚重的中华文化。在这些至今仍大面积使用的上古文字中，今人还能够看到那些遥远但似曾相识的造字者留下的文化隐喻，这是何其难得而珍贵——汉字的意义不局限于表意、叙事、抒情、言志，而是最终为我们指向了精神与灵魂的归处。

　　在大同，与古都相遇，有物质文化遗存的邂逅，也有文字的交流。

　　你可以带着对“魏碑故里”探索或者朝圣之心走进云冈，仰望石窟岩壁上的文字，平城魏碑是一种字体更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环节。秦统一文字于小篆，经过汉代隶书，发展出北魏楷书魏碑，楷书于隋唐成熟，并一直沿用至今。平城魏碑书法风格雄强朴茂、方正凝重，集隶书、楷书之长，展现了独特的艺术美感。这种书法风格不仅体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融合，也展示了当时书法家们高超的技艺和创新精神，大可代表中华民族“美的历程”重要阶段。

　　你更可以怀着对悠久历史厚重文化的追寻与思索在一个个文字里找到时光的背影，无论是胡服骑射还是胡汉和亲，无论是拓跋鲜卑开疆拓土还是民族大融合，无论是边防六镇设置还是大同城池增筑，无论是庙宇楼阁建设还是州府署衙布局，无论是面食百花齐放还是火锅鼎沸……在大同，研习汉字就是在发现一幅幅深邃的历史图画、一座衔接古今的桥梁。汉字带领我们穿越到历史的远端，发掘横竖撇捺之间潜藏着的文化脉络、捕捉中华文化的精神。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今人在新年、新春之际往往会用这句话来辞旧迎新或者表达祝福。“元”是汉字里的常用字，如元旦、元首、元帅、状元、元气、元素、公元、元年。安阳殷墟甲骨文里就有了“元”字，下部是一个面朝左而侧立的人，上部或加一横或加两横，都表示头部所在。由此可知“元”是个指事字，本义就是“头”。头位居人体最高处，由本义引申出首领、君主，首要、第一，事情的开头等义项。《说文解字》解释：“元，始也。”《文心雕龙·原道》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 中国道教供奉的最高天神就叫“元始天尊”，谓其生于太元之先，所以叫“元始”。“元”字还有些释义也是美好的。例如表示“大”，“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尚书·大禹谟》）例如表示“善”，“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史记·孝文本纪》）

　　这样一个义项美好的汉字“元”，在公元五世纪末被拓跋鲜卑北魏政权选定为改姓之际的皇族姓氏。孝文帝时期，在前辈功绩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改革，首创均田制，推行三长制，改变官僚体制（废除内朝），确定胡族汉族家世（分定姓族），变革封爵制度、国家祭祀、宗庙制度，改变民族风俗和习惯等。《魏书·高祖纪》记载，“二十年（496）春正月丁卯，诏改姓为元氏。”皇家率先改了汉姓，“拓跋”变成了“元”，拓跋宏变成了元宏。自上而下的系列举措意味着激荡千古的宏图大愿——北魏要将一个游牧经济型国家彻底转变为一个农耕经济之上、以统一王朝为志向的国家。到了《康熙字典》，解释“元”时增加了条目，“又后魏孝文拓跋氏为元氏。”

　　“镇”在今天也是常用字，从村镇、乡镇、集镇、城镇到镇压、镇定等。《说文解字》解释，“镇，博压也。”本义为压，因金属的比重较大、压力较大，因此“镇”字从金。作为动词引申义为压制、控制、安定、安抚，用武力弹压来维持稳定。用作名词则引申为以武力守卫的地方，即军镇。

　　“镇”字的军镇引申义项就源于北魏平城时代。天兴元年（398），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为抵御北部柔然人的侵袭，下令沿着阴山北麓陆续设置军镇拱卫都城。神䴥二年（429），太武帝拓跋焘率大军深入大漠三千里大破柔然，三十余万柔然人投降。北魏拥麾作镇实行军镇制度，以军镇统户。《魏书》中说：“旧制，缘边皆置镇都大将，统兵备御，与刺史同。城隍、仓库皆镇将主之。”

　　也就是说，镇在当时是一种以军管方式来管理所辖军民的机构单位，主政者镇将统筹辖区内的一切民政和军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军镇逐渐形成了沿边固定的防御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六座军镇位于北魏北部阴山、燕山一线，时称“六镇”。《魏书》记载：“延和初，车驾北伐，大千为前锋，大破虏军。世祖以其壮勇，数有战功，兼悉北境险要，诏大千巡抚六镇，以防寇虏。”

　　北魏设置的军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镇作为一种准行政机构而进行的行政体制创新。北魏军镇制度对于戍边稳边、巩固政权的作用不容小觑。唐代沿用魏制，军镇称为藩镇，即藩镇制度。根据军事上的重要性，唐代军镇有上镇、中镇、下镇之别，但都不属州县地方政府管辖。

　　此后，“镇”字稳定地具有了军事单位的意义。及至明代，在北部沿长城防线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陆续设立九个军事重镇，即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也称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也称陕西镇）、甘肃镇。《皇明九边考》称其为“九边重镇”。

　　大同镇为“九边”中最早设立的四镇之一，总兵驻大同府，管辖的长城东起镇口台（今山西天镇县东北），西至丫角山（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口子上村东山），全长335公里。终明一世，大同镇都“屹然甲九塞”，既是军事要冲又是商贸重镇，与大明王朝的荣辱兴衰相伴相随。

　　时空变幻，汉字的义项有增有减，不过汉字的使用未曾中断。面对《字见大同》，面对一个个文字印痕，我们看到了形（形体）、意（构形）、用（功能）要素，更推开了一扇通往大同往昔的大门——每个汉字的背后都是古代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生动画卷，而这一画卷亦是中华文明的缩影。或如饶宗颐所说，汉字已是中国文化的肌理骨干，“我人必需对汉字有充分的理解，然后方可探骊得珠地掌握到对汉文化深层结构的认识。”

　　今天的智能媒介上，汉字的输入方法越来越多样，甚至可以不用书写直接将语音转为文字，未来或许还可以将默读、意念转为文字。不过我们可以相信，汉字依然会存活得很好，后人依然会继续使用汉字，而且还会为汉字注入新的生命力。

　　《字见大同》有两句标语，“做时间的朋友”“时间就是答案”。生生不息的汉字及其背后的文化、城市，千百年来一直与时间携手共进，而时间也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汉字的生命力、展示了城市的魅力。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使用久了，我们或许会忽略汉字的历程，甚至无视文字背后的历史信息、人文精神、文明价值。面对《字见大同》时，不禁停下来陷入思考，汉字的上古同辈文字都消失了，唯独汉字留存并使用至今；我们有幸成为汉字的使用者，应该更好地做汉字的朋友、时间的朋友，并在其中理解过往、憧憬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