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常说“马王爷三只眼”，而在地层深处开采光明的煤矿工人也有第三只眼睛，不过他们的第三只眼睛不是玉皇大帝所赐，而是在幽深的矿井作业时戴在头上用以照明的工具——矿灯。矿灯的历史变迁见证了煤矿工人的苦辣酸甜。

　　远在明末清初，精明的陶瓷艺人把矿灯做成月里蟾蜍，腹白背绿，两眼突出，脊背开孔，装入麻油，口衔灯捻，吐出微光。两条后腿伸得很长，最后盘成大小合适的环状，像紧箍咒一样套在矿工头上。矿工们为窑主挖炭、背煤，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一年挖出千吨炭，家中土炕四季寒。

　　1937年9月，日军侵占大同以后，对煤炭资源进行疯狂掠夺，对矿工进行野蛮压榨。日军怕矿工偷吃头灯中的麻油，在麻油中兑入燃点高、油烟大的变压器油，点灯困难，味道难闻。矿工在井下呛得喘不过气来，头晕目眩。把头在给头灯加油时不给加满，矿工们经常因为灯油不够而背着煤摸黑出井，时常滑倒摔伤。那时矿工把煤运到井下转载点卸煤时，吐着强光的探照灯晃得矿工睁不开眼，当矿工再回到漆黑的采煤地点时，两只眼睛暂且缓不过来，眼前总是有两个大大的白球在晃动，自己的头灯就显得不起作用了，根本无法干活，于是又招来把头的毒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阎锡山抢先接收了大同煤矿。而窑主、把头依旧“难缠”，灯油让矿工自己买，还要征收人头税、引火税（矿工入井前点灯时，要到井口旁的一盏长明灯上去对火，于是就有了引火税）。矿工的头灯用坏，必须从把头那儿去买，而买来的头灯大多是因工致残或因工致死的矿工遗留下来的，矿工们把这样的矿灯顶在头上，倍感心酸。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煤矿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矿灯也不断更新换代。1952年，从苏联进口了830型碱性矿灯，尽管灯的重量足有4公斤，大同矿务局所属煤矿工人还是如获至宝，怀着愉悦的心情把灯盒子挎在腰上，把矿灯顶在头上，尽显“马王爷”的风采。这种矿灯的使用时间不低于14小时，充电时间不少于8小时，能够反复充电3000次以上，而且具有完善的隔爆性能，是大同矿务局井下照明第一次划时代的变化。

　　“一五”期间，从日本进口了GS型碱性矿灯，这种灯的重量在1公斤左右，其他性能和830型大体相似，由于重量轻，特别受矿工的欢迎。大家在工作的间隙，没完没了地擦那个玻璃罩、电池盒、灯头线，真的把它当作自己的眼睛去爱护。

　　三年困难时期，进口一盏碱性矿灯价格为108元人民币，当时折合120斤去皮去骨的一等猪肉、370斤花生米、800斤大黄豆。煤矿工人得知此事，顿觉矿灯有千斤之重，他们用心地维护保养，以延长矿灯的寿命。煤炭科学技术部门加快科研步伐，制造新中国自己的矿灯。攻关的方案是：先易后难，由简单到复杂。先把酸性矿灯搞出来，保住煤炭生产，腾出手来再研制新型矿灯。

　　酸性电池用铅做极板，电解液是稀硫酸；碱性电池用镉镍合金做极板，电解液是苛性钠。我国的镍矿资源相对缺乏，当时只能从古巴进口，生产极板的工艺又比较复杂，做出上述决策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大家坚信，将来我国的新型矿灯肯定比镉镍碱性矿灯更加先进。

　　过了不到一年，酸性矿灯送到煤矿，矿工们背上新灯，都有一种自豪感。可是用了没有几天，就发现衣服烧出了不少小洞，而且这些小洞在一天天“长”大，透过衣服，肉皮发红，并有一种烧灼感，原来是稀硫酸从灯内渗出。矿工们把废旧风带衬在矿灯与衣服之间，稀硫酸从风带流下去，滴在裤腿上，“效果”还是一样。这下可真把矿工们难住了。国内的矿灯厂也很着急，深入现场，调查体验，不到半年，又一批新矿灯送到矿上，把稀硫酸换成了糊状硅酸钠，问题解决了，成本也降下来了。当时每盏矿灯23元，不到国外进口碱性矿灯的四分之一，完全能够满足生产需要。而且从那时起，这种矿灯从技术上有了很多改进，性能更加优越了。

　　改革开放以来，研究人员本着扬长避短、改革创新的原则，采用新工艺、新材料，开发不用镉镍的电池，首选目标锁定在锂和锂电池。

　　早在60多年前，国际上就开始把锂电池用于通信工程。做锂电池，这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太难太难了！我国的矿灯科研人员埋头苦干了10多年，终于实现了夙愿。1995年，袖珍型锂矿灯真的嵌在了大同矿务局矿工的头盔上。它的性能稳定，功能齐全，可以根据需要配置特有的芯片、集成电路、小型单板机、计数器、蜂鸣器等，为矿工签到（工人叫晃帽子）、记工、统计出勤、为特定的目标发送信号，如果再安上微型探测器，还可以遥测瓦斯，这比神话中马王爷的第三只眼睛可神得多了。矿工们有了这么一只眼睛，入地千尺，采煤万吨，百里煤海任驰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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