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建臣
如果说石器是人类文明的起点,那么器皿便是人类文明的跨越。
我记得在大同东南偏南的吉家庄,有一个黑陶基地,在基地院子里,赫然立着一个器皿,成为这个院子里很明显的标志物。
那是斝。
翻开词典,斝的解释是这样的:古代酒器 ,圆口,三足,用以温酒。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初期。
看那黑斝,敞口向天,三足立地;腿足丰腴,稳如山岳。虽是古代斝器若干倍的放大品,也能让人从这造型中领悟到古人强大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这只斝,已经相当精致,是人类文明迈向更高阶段的产物。而在之前,学会了用火,学会了语言,学会了使用工具的人类祖先,已经开始制造简易的器皿。
陶器的制作,肯定经过了若干年的过程。就像一只猩猩,可能是在相互的戏耍打斗中,身体接触到了高大的果树,正好树上的果子熟了,便从树上掉了下来。一次两次三次……猩猩知道了一个道理,用力摇晃树干,就能把树上的果实摇下来。人类是能够把记忆变成经验的,更能够从经验的积累中总结出生活中比较实用的技能。河流干涸了,那龟裂的泥片能盛下雨水,托起食物;天空下着大雨,摘一片树叶顶到头上,就能减少雨水的浇淋。这些只是很简单的例子,在生存的路上,肯定还有许多发现,有意无意地,人类不断获得着灵感,就像驯服野兽一样,开始驯服泥土。
土与水,是天地间最容易交融的两种东西,它们相互毁灭,又相互成就。在交融的过程中,泥土就诞生了。
泥土真是神奇啊!它可以是圆的,也可以是方的;可以是流动的,也可以是静止的;可以是站立的,也可以是躺着的;可以是温顺的,也可以如暴躁之兽。
泥土是可塑的,只要需要,这种水与土的混合物会出现无限种可能。从地球的某一个时间点上,泥土开始了它新的生命历程。跟那些被人类驯服了的动物一样,如那曾经狂野的豕,逐渐被赶进人类搭起的院子,成为人类豢养在“家”里的物体,成为猪;如那在广阔无垠的蓝天之下、旷野之上奔跑的牛、马,落入人类的陷阱之后,因为数量的增多,被拴上绳子,被圈进围墙里边,慢慢也就有了对最初捕获它们的这种看似与它们差别不大的另一种生物的依赖。鸡也是,羊也是。还有那些匍匐在人脚下的犬和猫,应该都是。
据说,人类先驯服了部分植物,于是有了农业。之后,又驯服了动物,便有了畜牧业和养殖业。
人类从开始他的生命旅程,就有缺陷。想要弥补缺陷,就要时刻去观察、发现,并不断征服。他们当然也要驯服水、土,驯服水和土的生成物——泥土。
那些从山坡上奔跑下来的、在山谷中流动着的、在河床上淤积着的泥土,以为会一直以它们自己的方式狂野、奔放,但人类探索的脚步从来不会停止,他们要给泥土立下“规矩”。也就是说,从某一个时刻开始,人类开始了对泥土的征服。
中国应该是最早以陶器的方式驯服泥土的国家之一,大约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新石器时代初,中国先民就发明了制陶术。驯服泥土的目的,跟驯服那些动物一样,也是“为我所用”,陶器从被制作出来,就成为人类普遍使用的工具。初期的陶器制作比较简单,之后不断进步,逐渐由开始的仅仅“能”用,发展到要用着舒服、看着也舒服。新石器时代中期,陶器制品就开始精致好看起来,其中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陶器上出现了绳纹、动物纹、植物纹,慢慢又给裸泥穿上了“彩色的衣裳”。山东龙山的蛋壳黑陶造型,已经成为了相当高级的艺术品。
在大同市博物馆内,我们能看到那些各具特色的陶器,它们以自己的方式展示着作为泥土后代的风姿。有广灵、阳高出土的陶鬲、灰陶盆、红陶钵、夹砂红陶豆;有云冈南梁出土的灰陶盆;有平城区出土的彩绘陶壶;有河北怀安出土的黄褐釉陶壶……它们出生在不同的年代,用途不同,形态各异。正如一首歌唱的那样,它们每一个都是独一款、限量版。若干年前它们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若干年后,它们神奇地存在下来,迎接着世人的观瞻,也承受着自己的孤独。
那斝,也是孤独的。它曾经埋藏在桑干河边这个叫吉家庄的村庄附近的地下,不知道世上有春有夏,不知道史上有汉有唐。某一天在一阵“叮叮当当”“嘁嘁喳喳”的挖掘声中,它的眼前一亮,看到了曾经见到过的太阳,也看到了与“曾经”的人很不一样的人。
诗人于立强先生说过,随便抓起一把土,就是我们祖先的骨灰。人类死死生生,万古不息,有青山绿水的地方,就是人类的家园。所以在任何一个地方低头,都是对我们祖先的吊唁。而每一个古老陶器的出土,也是现代人与古代人的相遇与对话。
是一次偶然发现,还是必然的相遇,一群搞科学研究的人,来到了这里,并与祖先留下的又一个家园邂逅。这一次的发现,是陶品家族的又一次豪华亮相。陶片包括夹砂灰陶、夹砂红陶、泥质灰陶、泥质红陶等类型,纹饰包括绳纹、篮纹、素面等。陶器器物组合有敛口钵、双鋬鬲、敞口碗、豆、平底盘、蛋形瓮、斝、尊、单耳杯等。与这些陶品共同存在的,还有穿孔石刀、磨制石斧、石环、石镞等石器和制作精美的骨锥、骨簪、骨针等。
茹毛饮血,逐鹿追牛。陶器陪伴人类走过了一年又一年,且在不断地变化、变异、变种。它们古老而年轻,成为具,成为品,成为人类变迁过程中忠实的伴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