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流 潘煜凡

　　《归潜志》为大同文人刘祁所著的一部文人笔记，凡十四卷，记载了金元易代之际的社会风貌、士人遭遇及刘祁自身之思想流变。这部交织着作者生平遭际与时代记忆的著作，不仅勾勒出金末士人在战乱中的精神轨迹，更是研究刘祁多元民族观形成与发展的核心文本。

　　本文以《归潜志》作为核心，以刘祁生平作为时间线索，详细梳理刘祁多元民族观形成的过程、内容及其实践，并阐述金末元初金代士人群体的开放包容的民族观。 

　　一、刘祁与《归潜志》 

　　刘祁，字京叔，金元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教育思想家。金章宗泰和三年（1203），刘祁出生于云中浑源（今山西大同浑源县）。关于刘祁家世，所载甚详者当属王恽《浑源刘氏世德碑》一文。据碑文所载，刘氏一族于五代动乱之际自彭城（今江苏徐州）而来；辽末，远祖刘用迁至弘州顺圣县（今河北阳原县）耀武关，以耕种为业。至金天会二年（1124）科举，刘祁“以辞赋第一人中选”。自此刘氏家族“巍科七决，声华摩空”，有刘汲、刘渭、刘似、刘从益等文坛大家，大家层出不穷，所谓“凡四世八人也”。

　　刘祁自幼便在书香世家中长大。八岁时随祖父与父亲游宦于陕西、山东、河南等地，接受系统儒家教育。弱冠之年即以科举为志，曾赴开封应试，虽中举却在殿试黜落。此次挫折成为其人生转折点，促使他“大发愤，以著述自力”，广交当世豪杰，与文人雅士诗文往还，渐成士林瞩目之才。金末战乱频发，刘祁家族亦受冲击。其父去世后，他一面料理家事，一面坚持读书写作。 

　　天兴二年（1233），蒙古南下，开封告破。刘祁携家眷流亡，辗转铜壶、燕山、武川等地，历经“生资荡然，僮仆散尽”的颠沛流离。至天兴三年（1234），方得返乡，于浑源故宅遗址筑“归潜堂”隐居。 

　　归潜堂山水环绕，刘祁于此焚香静坐，以“修身治国平天下”自勉，将心力倾注于学术与著述；其毕生所见所思所想，凝结至《归潜志》一书中。该书共十四卷，以笔记体记录金末社会、政治、文化诸事，尤其详于人物言行与学术思想。第一至六卷为金末文人小传，卷七至卷十论政谈艺，杂记遗事；卷十一为《录大梁事》，卷十二记《录崔立碑事》《辩亡》，自此二篇一下至卷十三，为杂说，略如语录；卷十四为刘祁《归潜堂记》及诸文人投赠的诗文。 

　　二、华夷一体：《归潜志》所反映刘祁的民族观 

　　（一）随父南迁：《归潜志》所记刘祁的多民族交游与酬和 

　　童年时，刘祁随祖父与父亲离开山西，正如《归潜堂记》所言：“髫龀从父、祖仕宦大河之南。初知诵读，偶属为童子学。”自此开始其从学之旅。贞祐二年（1214），金宣宗南渡，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后不久，其父刘从益进提举南京路榷货事，此时刘祁“为太学生，甚有文名”。未满二十便“试开封礼部，中之”，尽管殿试落榜，但文采“为先达诸公所知”，不仅相识赵秉文、李纯甫、王若虚、雷渊等前辈名流，又遇史学、刘遇、元好问等同辈才俊，其间常相互讲学，又四方交游，酬和不绝。 

　　（二）金元易代：战乱之际《归潜志》所记各族士人国家认同 

　　1.刘祁的国家认同：在历史批判与文化反思中的价值坚守 

　　1232年，蒙古速别额台的军队包围开封。1233年正月廿二日，崔立发动政变投降蒙古，开封失陷，此即“崔立之变”。《录崔立碑事》集中展现刘祁对丧权辱国行为的深恶痛绝。

　　2.北族的国家认同：《归潜志》中北族士人的华夷交融 

　　通过《归潜志》中刘祁对北族精英在金元易代之际行为轨迹、言行举止的记录，可从皇室贵族、士大夫、军事将领三个阶层，透视女真精英对“中国”文明的认同建构。 

　　3.汉人的国家认同：儒家思想下的家国情怀 

　　金代汉士对金政权的认同，并非简单的“华夷之辨”所能涵盖，刘祁在《归潜志》中所勾勒出的汉族官员群像，在儒家“忠君爱国”“天下己任”的伦理框架下，通过殉道死国、直谏行道、沙场捐躯等实践，生动践行了忠孝节义的价值准则。金末战乱中，汉士的殉国行为是对“杀身成仁”的悲壮诠释。左司郎中杨居仁，与刘氏父子交善，其人生轨迹贯穿金末三大劫难——蒙古南侵、汴京围城、崔立叛变，最终“将北渡，举家投黄河死，时年未五十”，以“全节”贯穿了一生。又如杨槙，“北兵攻胡壁堡，将陷，正夫知不免，先使其妻子赴黄河，己从之死”。

　　三、再度仕元：刘祁民族观的延续与超越 

　　刘祁在《归潜堂记》中自述：“世路方艰，未可为进取谋”，决意“默卷静学，以休息其心力”，似乎隐隐透露出归隐山林的志趣。正如其以“归潜”为名，既是回归故土与初心的象征，亦是对动荡时局的疏离与回应。然而细观其文，虽“归”指向对安定生活的追寻，但“潜”字则值得玩味。在有人诘其逃避世事时，刘祁给出了归隐的答案，即“盖君子之道，时卷时舒”，又援引《易经》“龙德而隐，遁世无闷”，表明其“潜”非消极避世，而是主动选择——于乱世中修身治学，以待为时所用之机。 

　　（一）弘扬儒学：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 

　　众所周知，元太宗十年戊戌（1238），元廷诏试儒士，刘祁赴试，魁南京，选充山西东路考试官。刘祁仕元之举，历来为文人所诟病，并与之同元好问相对比。

　　刘祁在《归潜志》中以“养木”隐喻，以“楩楠豫章之材”喻人才，强调需要对其进行“封殖之、护持之”的保护性培育，即通过学校的儒家教育教导之。 

　　（二）蕃汉一家：为官为消华夷之分 

　　上文已言，对于金亡的反思，刘祁认为，原因之一是金政府“分别蕃汉”的族群政策，即所谓“大抵金国之政杂辽、宋，非全用本国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长久”。刘祁进一步指出，金中后期文风浮夸而不专经世学问，“学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以图基祚久长”。 

　　四、山西石刻中所见刘祁民族观形成原因的一个侧面 

　　刘祁多元民族观的形成，不仅在于其在南渡后与多民族的交游酬和，在其幼年在山西生活时，便已埋下了多民族交融的种子。 

　　山西大同，一个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城市，地处黄土高原东北边缘，东连燕山、西接黄河、北控阴山、南达雁门，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天然分界带与融合枢纽。其“两山夹一川”的地形，形成桑干河中游盆地，既构成华北平原至蒙古高原的交通孔道，又因“水甘土厚，可耕可渔”成为农牧经济的过渡地带。

　　从历史的角度看，自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起，大同便俨然成为中原王朝“备边襟要”与游牧民族“南下牧马”的必争之地，多民族政权在此更迭，大同又先后成为北魏平城、辽西京、金西京，这也奠定了大同地区“多民族杂居”的人口结构。这种地理与历史的叠加，使大同成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微观缩影。更不能忽视的是，金代西京大同府地区各民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实例。从碑刻所见，各民族在政治、教育、生活方面均有深入交流。

　　山西地区有着一个完整的从县学到府学的教育体系，且具有“庙学合一”的教育传统，即将学校与文庙合并，进一步将教育同儒家思想联系在一起。唐代以后，孔庙祭孔与儒学教育融为一体，兴办庙学是统治者尊崇“以儒治国”的一种表达方式。更值得一提的是，《太原府学文庙记》是时任太原府尹完颜宗宪所立，文首便言：“而学校得人为多，故天下不可一日无学校也。”

　　结语 

　　刘祁在《归潜志》中构建的多元民族观，是金元易代之际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范。他以“华夷一体”为内核，打破族群之间的隔膜，以文化认同作为联结各民族的精神纽带。无论是与契丹、女真士人以文会友，还是在战乱中坚守对金朝“中国”政权的认同，亦或仕元后致力于儒学传播与消弭华夷之分，其思想与实践始终贯穿着对多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文明的深刻体认。这种超越时代局限的开放包容观念，既源于家族儒学传统的浸润、山西多元文化地理的孕育，更植根于金代士人的群体自觉。刘祁的民族观表明，当文化成为民族交往的核心纽带，“中国”便超越了单一族群的疆域界限，成为各民族共同归属的文明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