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勒组合中的二菩萨与禅定比丘中期在主尊为弥勒的洞窟，明窗东、西两侧多对称雕刻两身菩萨及坐禅比丘。第7、8窟明窗与后室南壁转角处二菩萨立于高束帛座上，侧身面向北壁弥勒大龛，菩萨或双手合十，或持莲蕾供养。第9、10窟延续第7、8窟表现形式，在明窗两壁北侧浮雕两身供养菩萨，菩萨由地神托举而出，相对而立。第13窟明窗两壁整面雕刻菩萨造像，菩萨体量较大，身姿挺拔。东侧菩萨右手上举托摩尼宝珠，左手下垂，提净瓶；西侧菩萨左手上举托博山炉，右手残。以上五窟，主尊均为弥勒，可见明窗二菩萨与主尊弥勒关系密切。

　　坐禅比丘形象见于第7、8及第12窟明窗东西两壁雕刻，体现了弥勒信仰与禅观僧的特别关联。运用神通力上升兜率天往见弥勒需要一定的禅定功夫，非一般信众所能及，也是僧侣阶层趋之若鹜之事，东晋时道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大唐西域记》记载，最早的陀历弥勒菩萨像就是罗汉用神通力上升兜率天、以兜率天弥勒的样子为基础创建的。

　　弥勒龛像组合与北魏政治斗争弥勒龛在中期洞窟十分流行，数量大增，或单独出现、或壁面对称布局、或与不同佛龛组合出现。

　　单独出现的弥勒菩萨龛龛内或龛外两侧，除思惟菩萨外，还出现了立姿供养菩萨，个别龛内主尊出现二交脚弥勒菩萨，或二交脚弥勒菩萨位于坐佛两侧。

　　壁面上最常见的佛龛组合有弥勒菩萨与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弥勒菩萨与坐佛、弥勒菩萨与倚坐弥勒佛的组合，采取上下或并列布局。此类组合元素及形式源自第7、8窟正壁，在中期其他洞窟推广，作为壁面佛龛及中心塔柱各层雕刻的基本元素被大量组合使用。此外，在第11窟东壁还出现了太和七年（483）交脚弥勒菩萨与坐佛、二佛并坐和三大菩萨的组合龛。

　　云冈石窟中期洞窟弥勒菩萨与二佛的组合形式数量最多，与佛教义理的发展密切相关。中期洞窟多开凿于北魏孝文帝执政时期，“北朝义学之兴，约在孝文帝之时”，此时法华经典与弥勒经典深受僧众欢迎，所以弥勒菩萨方座两旁新增呈胡跪状供养人，甚至在二交脚弥勒菩萨外侧出现“五体投地，诚心忏悔”的供养者。二佛并坐作为《法华经》的代表性图像，不仅与弥勒菩萨组合，体现佛法绵延永续，暗寓皇权传祚无穷，如第10窟前室北壁上层二佛并坐、明窗两壁的千佛以及窟内主尊弥勒菩萨，更是完整地表现了“受持、读诵法华经”“千佛授手”“即往兜率天”的画面。

　　中期弥勒龛像的流行与当时的信仰群体及政治背景密不可分。北魏时代女性信者较多，女性为造像主的情况亦较多。如太和七年造像龛雕刻女性供养人36身，男性供养人18身，女性的数量为男性的两倍之多。在信仰心理层面，各阶层女性信仰者普遍显示出对弥勒信仰的追捧，在龙门石窟北魏女性创作的造像题记中，弥勒信仰的造像题记共10条，在女性造像题材中居第二位，仅次于释迦牟尼。中期洞窟，弥勒造像的大增可能与冯太后的“垂帘听政”有一定的关系。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486年铭金铜弥勒佛像铭文：“太和十年正月廿四日，太皇太后下为（十）地众生造弥勒像一躯。”造像上太和十年为太皇太后造弥勒像的铭文与“文明太后”有关，是赞助人把供奉弥勒佛作为尊崇冯太后的礼敬之举。冯太后很可能同唐朝武则天一样，通过弥勒菩萨信仰来推动自己的政治进程。上述特点在云冈石窟第11窟表现得最为突出，在第11窟壁面由不同功德主所开龛像中，弥勒龛近30个，这种情况不见于云冈其他洞窟，与开窟时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第11窟由于冯太后与献文帝的政治斗争，皇家工程一度停工，显然此次斗争中献文帝败北，冯太后获胜，因此功德主在窟内开龛造像时，更多地选择了冯太后所追捧的弥勒龛像。

　　三、晚期弥勒的布局形式与宗教信仰。晚期弥勒造像秀骨清像，细颈削肩，菩萨着“X”形交叉的帔帛，交叉处流行穿璧，佩饰减少，盝型龛龛楣新出现了折屏样式，流行双足由力士托举。晚期三壁三龛式小型洞窟中，弥勒菩萨多为侧壁龛内主尊，个别为正壁主尊，作为侧壁龛内主尊时多雕于东壁。在三壁双层或多层龛的组合中，交脚弥勒菩萨龛多出现在壁面上层。组合形式基本延续中期洞窟的特点，与二佛并坐、坐佛、倚坐或交脚佛像组合。

　　法华信仰在云冈石窟晚期洞窟中发展至顶峰，晚期民间开凿的小窟小龛中象征《法华经》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成为窟内主尊，这种情况几乎占据晚期洞窟半数以上，而此时弥勒菩萨则多位于洞窟侧壁，弥勒菩萨作为法华信仰的辅助形象进一步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