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纲

　　当这册缃帙敦实如雁门古砖的《大同城墙影像》置于案头，我的心情，绝非“普通读者”四字所能概括。展卷之际，指尖拂过光润纸页，其上印刻的不仅是百年城墙的霜雪沧桑，更是我多年文友刘晋川——一位执手术刀的外科医者，以另一种“手术刀”：相机为刃，笔墨为引，为我们共居的平城，耗时数载、殚精竭虑完成的一场“文化缝合术”。古云“十年磨一剑”，晋川兄这部作品，何尝不是以岁月为砥，磨就的一柄叩问历史之剑？

　　我与晋川兄，起初以文会友，后来以友相知，如今又在一家医院共事，倏忽十余载光阴，如白驹过隙。我亲眼见他将医者的精准如尺、文人的热忱似火，丝丝入扣灌注于这项浩繁工程中。所以这篇读后感，对我而言，既是循着他拓印的时光轨迹，回溯城墙千年生命史；亦是追忆我和他基于文字、历史与脚下这片“云中故地”共同挚爱的友谊长卷。

　　在世人眼中，神经外科医生与一部关于城墙的学术影像志，恰似楚河汉界，隔着难以逾越的专业鸿沟。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本书最动人、最深邃的起点。在医院里，晋川兄面对的是人体最精微的神经系统，需要怀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具备精准判断的智慧，心存敬畏生命的仁善。当我翻阅《大同城墙影像》，看到他对残砖断瓦、碑刻拓片的考证像衡石量书般严谨，毫厘不差，手术台前那位医者的身影，便清晰地浮现在字里行间。

　　他把城墙视作一个垂危带伤的“生命体”：墙体是它的“骨骼”，垛口与城楼是它的“五官”，蜿蜒的城垣是它的“脉络”，而数百年来流淌在它身上的历史记忆，便是它的“神经”与“灵魂”。他以医者“望闻问切”的流程，为这个生命体做了一次周全的“影像学检查”——从1907年沙畹镜头下的“早期影像”，到修复前各个角度的“病理照片”，再到修复过程中的“手术记录”，直至修复后焕发生机的“康复影像”。这416幅图片，不是简单的资料堆砌，而是一部详尽的“病案”，系统记录下这位“历史巨人”从病入膏肓到重焕神采的全过程。

　　这种跨界视角，赋予了本书独特的质感：既有科学的理性，也饱含人文的温情。比如考证明代城砖铭文时，他像郑玄注解《周礼》那般严谨，如赵明诚鉴赏金石那般审慎，不放过片言只字，最终认定了有力的“洪武四年说”；而讲述城墙在抗战时期被挖出战壕的往事时，他的笔触又满含“山河破碎风飘絮”的悲悯，让人动容。

　　这正是十余年来的交往中，我最钦佩晋川兄的一点：他总能把理性思考与感性情怀熔于一炉，浑然天成。在医院，我们常常探讨生命的奥秘，谈论“生生不息”的道理；在他的书斋里，我和他则更多交流文明的延续，聊起“薪火相传”的使命。对他来说，拯救个体生命与守护集体记忆，内在的驱动力其实同源——都是对“存在”本身的深切关怀与担当。

　　《大同城墙影像》的核心，在于“影像”二字。晋川兄从2万余幅图片中甄选而出这400余帧，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部厚重的视觉史诗。我与他相识的这十几年，也是他背着相机，穿梭在大同街巷阡陌、废墟工地的十几年。我仍记得无数次茶余饭后，他总难掩兴奋地向我展示新拍到的景致：或是城墙拐角在夕阳下的剪影，如泼墨山水般意蕴悠长；或是刚出土的刻字城砖，字迹虽斑驳，却透着历史的温度。那时我只觉得他这份热爱近乎痴迷，如今看到这些零散片段被精心编织进著作的宏大叙事中，才恍然大悟——他是在与时间赛跑，进行一场抢救性的文化记录。

　　书中最撼人心魄之力，源于“对比”二字。修复前的垣颓壁圮，蒿草没膝，寒鸦啄碎砖；修复中的架木横空，匠师俯身，一砖一灰皆含匠心；修复后的雉堞巍峨，旌旗拂云，游人接踵话沧桑——这般并置，生出强烈的时空张力，无声诉说着：今日之完整，非凭空而来，它曾经历过触目惊心的破碎。这让我想起二人共有的文友生涯，皆深信“文字与影像，乃抵抗遗忘最坚之盾”。晋川兄以镜头凝固瞬间为永恒，令沉默砖石开口说话，让逝去的时光重现容颜。

　　尤其那些修复中的影像，满含“接骨续筋”之隐喻。观匠人一砖一瓦垒砌，恍若见晋川兄在手术台上，一针一线缝合生命之隙。城墙的“康复”，何尝不是文化的“重生”？他将这个过程巨细靡遗记录下来，是在告知每位读者，包括吾辈这些平城居者：传统非僵死之化石，而是可参与、可对话、可注入当代人情感与智慧的活态生命体。他以实践诠释了“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的深意：唯有明了吾辈从何处来，知晓过往之伤痕，方能坚定走向未来。

　　我与晋川兄，先是以文会友，后来成为工作上的同仁，这份奇妙的缘分，恰如大同城墙的历史，在不同时空完成了奇妙的衔接与呼应。在我们的交往中，“城墙”一直是个若隐若现的主题：我喜欢在城墙下慢跑，晨露沾湿衣衫时聆听城砖的低语；他喜欢在城墙下摄影，暮色笼罩大地时捕捉光影的流转。偶尔相遇，就站在城墙根下谈论城墙的往事，交流文学的兴致，也探讨人生的感悟。我们曾对某段史料有过不同的见解，像古代的学者“各执己见，反复辩论”；也曾为某张绝佳影像的捕获共同举杯，似知音般“得意而无须多言”。这部书中的许多观点与影像，我都是早期的聆听者与观看者，可以说，我见证了这本书从一颗种子，到抽枝展叶，再到长成参天大树的几乎全过程。晋川兄用行动证明，一个现代人的生命维度可以如此开阔：既可以是解除人体病痛的良医，也可以是医治城市文化记忆创伤的圣手。这部书，正是他双重视角下的巅峰之作，既有解剖学般的冷静剖析，又有历史叙事般的宏大情怀。

　　合上这本沉甸甸的著作，窗外正是如今大同的繁华景象——这座“云中古都”，已成了不折不扣的网红打卡地，游人络绎不绝，欢声笑语不断。那修旧如旧的城墙，在夜色中被灯光勾勒出雄壮的轮廓，它不再是阻隔内外的屏障，而是连接历史与现在、沟通我们内心与远方的桥梁，如“长桥卧波，未云何龙”般壮阔。

　　刘晋川的《大同城墙影像》，就是他为自己挚爱的这座城市，立起的一座无字丰碑。说它“无字”，是因为其中最铿锵的语言，是那些沉默的影像，正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说它是“丰碑”，是因为它凭借学术的深度、史料的珍贵与情感的厚度，必将成为后世所有研究大同、热爱大同的人无法绕过的高峰，如“太华五千仞，拔地削成峰”般巍峨。

　　作为他的文友与同事，我为此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这本书，是他送给大同的一份厚礼，也是送给我和他这段友谊的一份最珍贵的纪念。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些人愿意沉静下来，去做一些“无用之事”——守护那些看似与当下功利无关的记忆。正是这些人、这些事，如同城墙上一块块坚实的城砖，共同构筑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与精神根基，如“周邦虽旧，其命维新”般生生不息。

　　感谢晋川兄，用镜头为笔，用笔墨为魂，为我们、为后世留住了这座“北方锁钥”的千年风骨与百年容颜。这部书，一如我与他之间的情谊，历久弥坚，能够抵御漫长时光的消磨，如“松柏之茂，隆冬不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