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泓

　　三

　　虽然我们已经从陶骆驼模型的驮载物，认识了鲜卑族穹庐的构件，但是还难以复原其全貌。不过从圆圈形帐顶和围墙栅栏已可以看出，它的形貌与周秦以来军中使用的帐幕并不相同。

　　在东周墓的出土遗物中，有青铜的帐顶，如山西太原春秋晋国赵卿墓和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陵中所见，形制大致相同。赵卿墓出土标本，通高17.6厘米，下面是圆筒状柱銎，上面是圆顶，圆顶周围设11个用于系结帐幕牵索的扁环。圆顶直径18厘米，柱銎直径7.6厘米，说明在帐幕中央立有直径略小于7.6厘米、顶端可纳入銎内的立柱，形同当时殿堂建筑的都柱。这类帐幕张设起来后，周边没有直立的围墙，整体大致呈覆钵形，供行军作战中临时宿营之用，不宜用于长期生活居住。

　　直到汉魏时期，战时军队行军宿营，仍沿袭旧俗，使用这样形貌的帐幕。在甘肃嘉峪关魏晋时期的墓室壁画中，还可以看到这类军帐的图像。古代在草原游牧为生的鲜卑族，虽逐水草迁徙牧场，但一般按季节有相当长的居留期，所以帐幕要适于人们在—段时间内的家居生活，其结构自然与军帐有所不同。从陶驼模型所驮载的帐幕部件可知，它有栅栏结构的围墙，从栅栏横置在驼身侧的长度估计，墙高应超过1米。围墙应上接穹状帐顶，因此民歌中称之为“穹庐”。圆圈形帐顶安置于穹顶中央，周边圆孔为系结帐幕牵索之用。但是这也只能是对穹庐形貌的大致推断，还是缺少真正能表述它的确切形貌的考古标本。这一缺憾终于在2000年得到补足，该年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发掘大同市雁北师院北魏墓群时，获得了陶质的穹庐模型，终于让我们见到“穹庐”的庐山真貌。

　　在雁北师院北魏墓群的2号墓中，出土了3件陶质的帐房模型，其中2件平面呈方形，1件平面呈圆形。平面方形，卷棚式顶，上设两个天窗，并浮塑出开启调节天窗的绳索垂结于后壁。前壁中开一门，门两侧各开一方窗，左右两壁也各开一方窗。天窗和门开有孔洞，门上有凸出的门楣，上设三个红色门簪。其余方窗仅在壁上刻划出窗形，并绘出红色边框。平面呈圆形，上部是圆形穹顶，下部是高10.4厘米的圆形围壁，围壁开有宽6.2、高8厘米的门，门额浮凸，上有两个门簪。穹顶中心是外径6.9厘米的圆圈形帐顶，帐顶周圈向下连出13条弧形牵索，表明顶内侧相应有弧形帐杆，形成穹顶的支架。穹顶外表面涂黑色，牵索涂红色，其中9条下部绘有花形绾结。这件穹顶的圆形帐房模型，应是模拟当时鲜卑族的穹庐。不仅如此，出于对穹庐的喜爱，该墓群出土的一部分牛车模型的车顶还一改西晋以来流行的卷棚顶，而变为穹顶，使整体车棚形成穹庐的形貌，也可以说将牛车改成装了轮子的穹庐。

　　2005年，在大同沙岭发掘了太延元年（435）破多罗氏父母墓，墓室右壁壁画以庖厨宴饮为题材，其中也绘有穹庐的图像，加深了我们对穹庐形貌的认识。

　　四

　　云冈石窟的开创，始于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和平年初。《魏书·释老志》：“和平初（和平元年为460年），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当时平城城内佛寺的重要造像，皆为皇帝而建，如文成帝复法之年（兴安元年，452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论者以为纯诚所感。”又：“兴光元年（454年）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因此，昙曜在武州塞所建五窟中佛像，也应为太祖以下五帝，即太祖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景穆帝拓跋晃和文成帝拓跋濬。

　　昙曜主持开凿的5座石窟，应即今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第16——20窟。这5座大形石窟，平面均为椭圆形（或称马蹄形），顶为穹隆顶。它们依次布列在云冈石窟区的中部偏西处，多在窟内雕造三佛，正壁主像形体巨大，高13.5——16.8米，两侧雕像形体较小，更显主像高大雄伟。除第17窟主像为弥勒菩萨，其余主像均为释迦。洞内主尊最高的是第19窟中的佛坐像，高达16.8米。其中的第20窟，因为前壁和左右两壁前部早年已经塌毁，以致窟内大像处于露天状态，所以后世之人一来到云冈，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座大佛的宏伟身姿，也因此这座大佛不断出现在中外的书刊之中，成为云冈石窟艺术的象征，其实他的高度在“昙曜五窟”主尊中排在倒数第二，仅有13.7米。

　　佛像的容貌，有人认为有仿效拓跋族甚至是北魏帝王容貌的可能，但椭圆平面、穹隆顶的窟形，过去多认为“应是仿印度草庐式的”。但是在古印度，并没有草庐式样的石窟。再看中国境内自新疆到河西走廊比云冈石窟建造为早的诸石窟，从龟兹克孜尔石窟到武威天梯山石窟（凉州石窟），以及有西秦建弘纪年的炳灵寺169窟等，也都看不到这样的椭圆形穹隆顶窟形的先例。再查阅佛典，释迦从苦修、得道、初转法轮到说法，都是在林野、园中树下进行的，从未见有在草庐中传道说法的记述。昙曜主持为皇帝修窟时，怎么就会凭空想出将窟形修造成“印度草庐式”呢？这就是我从20世纪50年代听阎述祖讲授“石窟寺艺术”课以来，一直困扰我的学术难题。

　　当在山西太原、河北磁县、河南洛阳地区发掘的北朝墓随葬陶驼模型的驮载物中，辨识出穹庐部件，特别是看到山西大同北魏平城时期墓葬出土的陶质穹庐模型，加上壁画中所绘成群的穹庐画像以后，再联系拓跋鲜卑族用鲜卑语高唱的豪迈歌谣“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就可以看出“昙曜五窟”椭圆形平面穹隆顶的窟形，并不是仿效鲜卑族并不知晓的域外的草庐，而是将象征皇帝的佛像供奉进鲜卑民族在长期游牧生活中的传统居室——穹庐中。穹庐又象征着天穹，也就意味着将佛像供奉在天地之间，显示出浓郁的民族文化特征。所以，“昙曜五窟”的新样式“应是5世纪中期平城僧俗工匠在云冈创造出的新模式”，可称之为“云冈模式”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