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刚

　　近年来，大同的人文景观持续火爆，从云冈石窟、北岳恒山到华严寺、善化寺再及觉山寺、水神堂、得胜堡、摩天岭、李二口等，引发越来越多的游客关注；加之移动互联传播手段的助力，其价值不断被游人深入发掘。

　　此时此际，很容易让人想到孟浩然（689—740）诗作《与诸子登岘山》中的“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就孟浩然的整首诗而言，吊古伤今。孟浩然大半生居住在襄阳城南岘山附近的涧南园。诗人求仕不遇，心情苦闷，在极不得意的时候与几个朋友登上岘山游玩，凭吊羊公碑，想到羊祜当年的心境，想起羊祜说过“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借古抒怀，写下此诗。

　　中国近现代知名学者俞陛云在《诗境浅说》中评价该诗：“前四句俯仰今古，寄慨苍凉。凡登临怀古之作，无能出其范围。句法一气挥洒，若鹰隼摩空而下，盘折中有劲疾之势，洵推杰作。”确实，《与诸子登岘山》“意到气足，自然浑成”，“语淡而味终不薄”，为唐诗佳作；孟浩然亦无负与王维合称“王孟”之盛名。

　　时光流转，于今有哪些地理空间经过历代文人墨客的书写成为了“胜迹”？广袤大地上的人文风景又是如何昭示着属于中国人的人文精神？依托孟浩然诗句而为书名的《江山胜迹：人文风景的建构与传承》（以下简称《江山胜迹》），汇集了来自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史与中国史领域的知名学者的专题文章，从金陵凤凰台、泰山、天台山、洛阳、建康/金陵等景观入手，深入探讨了人文风景的建构与传承，为读者了解名胜古迹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提供了新视角。

　　《江山胜迹》开篇就点明：“每一处历史胜迹，都是文明的坐标，承载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也就是说，地理空间是承载历史、文化以及个人或集体记忆的载体。

　　书中引用了李白诗作《登金陵凤凰台》，“三山半落青天外，一（又作‘二’）水中分白鹭洲。”这是李白在唐代从凤凰台上看到的江面风光。到了五代时期，凤凰台周围的环境发生明显变化，江景已不复可见，白鹭洲也逐渐与江岸合为一体，变得有名无实。地理信息的变化并没有影响李白在诗篇中定格下的那一刻——恰恰是在凤凰台的景观不复存在或面目皆非的情形下，后世的诗人词客反而大写特写，至今李白笔下的凤凰台风景依然存活在人们的心中并被不断地重构。

　　这就是人文风景。

　　《江山胜迹》认为，“人文风景”凸显了人在景观建构中的关键作用，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文明以止，人文也。”“人文”即人的活动在地理和物理空间中留下的标志和印迹，包括文字书写和各式各样的图示符号。在这个意义上，“人文风景”的“文”与“江山胜迹”的“迹”是有所交汇的，但又并非所有的“迹”都足以称“文”。“文”可以说是高度图式化的“迹”。“文”与“迹”相互交叠，各有侧重，共同指向人类的铭刻表记行为及其结果。这些行为不仅包括书写、绘画、吟咏，也体现为建筑、都城设计与人文景观的整体营造。它们以各自的符号系统与媒介手段为凭借，赋予物理空间以社会人生的内涵与富于意义感的形式，并将其纳入了“文”的普遍秩序。

　　因此，《江山胜迹》解读历史遗迹时，始终聚焦其文化内涵与民族精神的挖掘，提出“胜迹的价值，不仅在于物质形态的完整存续，更在于文化内核的鲜活传承”。

　　《江山胜迹》虽然没有关于大同的章节，但是书中的叙述涉及大同历史，书中的理念也适用于观察大同。于大同而言，境内每一处胜迹都是一段历史的缩影，每一座建筑都蕴藏着独特的文化基因，这些基因交织共生构筑起这座大古都的核心文化竞争力。

　　北魏文化是大同最鲜明的文化标识，亦属《江山胜迹》中“民族融合”主题的典型范本。北魏平城时期的文明成就之一云冈石窟既裹挟着犍陀罗风格又浸润着中原审美，将鲜卑族的草原雄风与佛教艺术熔铸为一体，更将皇权与神权精妙融合，彰显出北魏统治者“大一统”的政治抱负与文化包容胸襟。

　　辽金文化是大同历史文脉的重要延续，《江山胜迹》对辽金时期的城市发展与宗教建筑亦有论述，“辽金时期的宗教建筑，是北方民族文化与中原佛教文化深度融合的结晶。”华严寺、善化寺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遗存，更为今日大同文旅增添了独特的文化魅力。

　　明清边塞文化是大同历史文化的另一重要脉络，《江山胜迹》对明清边塞重镇的防御体系与商贸文化多有探讨。大同的古城墙、九龙壁、古长城等遗迹，便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承载着边塞商贸文化与民族交流的历史记忆，也成为当下大同文旅发展的重要依托。

　　很显然，人文风景是寄寓于天地间的“无尽藏”，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古往今来，围绕着江山胜迹，产生并积累了丰富的民间故事、戏曲曲艺、诗文小说等作品，有的事出有据，有的子虚乌有，但它们都丰富了风景，构建起了胜迹。像位于大同的明堂遗址与木兰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不同区县还有不同的版本。这个叙事原型至今还是一个动态和开放的主题，不断有人加入到再创造的队伍，让木兰变成了后人追忆、阐释和致敬的对象。

　　“亦欲使久而不可废，则莫于文字之垂信”，这是滕子京写给范仲淹信中的一句话。今天，在传播介质不断扩张的环境中，我们可以更广义地理解“文字”，诸如图像、视频、音频等亦在其中。按照滕子京的看法，岳阳楼这个物质的躯壳需要名家的“文字”画龙点睛，为它赋予精神内核。物质的建筑难免短暂而脆弱，但“文字”筑造的岳阳楼能够超越物质载体的局限、克服时间的腐蚀而获得不朽。岳阳楼如此，凤凰台如此，古都洛阳如此，大同亦如此。

　　当代，多重媒介更是以多种手段加入到江山胜迹的建构中，江山胜迹成为跨媒介的产物。例如《黑神话：悟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与出色尝试。大同的多处文物古迹成为这部作品的再叙事对象，也成为再传播赢家。“每一处胜迹都是一部活着的历史，每一次传承都是一次文明的对话。”未来，随着大同文化建设的持续深入，我们可以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江山胜迹的书写中，也会有更多的人于江山胜迹中读懂大同，读懂中国历史，深入体味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