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尔山  刘艾珍

　　8. （水系）北魏平城的水系，不仅是维系都城生存与繁荣的命脉，亦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族群，在入主中原进程中至关重要的精神寄托。此水系巧妙融合自然河流与人工渠网，构成一套复杂而高效的系统，堪称中古以前大型都城水利工程的典范。平城水系之骨架，由《水经注》所载两条河流支撑：源出北山的如浑水（今御河），与自西山而来的武周川水（今十里河）。如浑水作为城东干流，穿郭城而过，流经宫城东侧，主导城市生活、南郊灌溉及东苑供水；武周川水则凿渠引向西北，然后亦向南穿行，成为西苑、鹿苑、北苑及宫城西部的核心水源。

　　迁都之后，北魏王朝对自然水系展开大规模改造和整治，形成“引、注、分、绕”的立体水网。《魏书·太祖纪》载，天兴二年（399年），“以所获高车众起鹿苑……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又穿鸿雁池”。此乃平城最早、最关键的水利工程——沿西北山脚凿渠，引武周川水入苑，再疏为三沟，构建起城市西北部的自流供水网络。该体系既满足鹿苑的南部景观与畜牧之需，亦分流宫城内外，为宫廷及周边区域提供生活与消防用水。《南齐书·魏虏传》曾载北魏宫城初建时“门不施屋，城又无堑”，形制简朴，未设壕堑。然而至《水经注》时代及后世研究皆表明，宫城四周已有水流环绕，兼具防御之功与漕运之便。与此同时，如浑水亦经人工疏导，其枝津被引入北苑，汇潴采凉之北、红娘之南的清泉，改造白杨旧泉而为著名的灵泉池，成为皇家游赏的核心水域。由此顺流而下，永兴五年（413年）二月开凿鱼池，泰常元年（416年）十一月筑蓬台，至泰常四年（419年）台上宫殿（白楼）竣工，遂使都城东郭内外碧水如带，化为时人向往的“蓬莱仙境”。郦道元云：“南面旧京，北背方岭，左右山原，亭观绣峙，方湖反景，若三山之倒水下”。

　　尤值称道者，在于平城水系并非孤立存在，而为一有机整体：一是水源互补：西有武周川水，东有如浑水，双流并济，共为城市命脉。二是功能分区：武周川水系统，偏重西苑、鹿苑与宫城西部，服务于宫廷及里坊日常；如浑水系统则主司北苑、东苑与郭城东部之园林、生活，并承担南郊农耕灌溉。三是水网互通：凭借人工渠系，将东西二水连为一体，于宫城、苑囿与里坊间织就密布水网，终在城南合流，南注桑干。四是因势利导：平城位在西北高东南低的缓平坡面之上，河渠亦因其地势，畅而不滞。旱时以自然泾流闸而用其利，洪涝之际则开闸泄其害。此一宏大水系网络，实为北魏王朝维系百万人口大都运转、并营造辉煌园林之根本保障。其规划与实施，亦充分展现出北魏国家卓越的工程组织能力与宏阔的都城营造视野。

　　9. （道坛）北魏开国之初，为调和胡汉矛盾，奉行佛道并用的国策。道武帝晚年“好《老子》之言，诵咏不倦”（《魏书·释老志》），其尊道立场，为后世诸帝所承袭，明元帝时期，“泰常三年，为五精帝兆于四郊，远近依五行数，各为方坛四陛，埒壝三重，通四门。以太皞等及诸佐随配。遥祭黄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余四帝，各以四立之日”（《魏书卷三·《太宗纪》）。“五精帝”即东方太皞伏曦氏、南方炎帝神农氏、西方少昊金天氏、北方黑帝颛顼氏、中央黄帝轩辕氏。其祭祀之说，约始于汉之谶纬之学，故亦为早期道教所推崇。奉常三年（416年）北魏朝廷举行此类祭天活动，说明其受早期道教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到了太武帝拓跋焘时，这种影响就更加深刻了。泰常八年（423年），明元帝崩，太武帝即位。嵩山道士寇谦之携其所造《录图真经》北上平城，诡称得太上老君玄孙李谱文亲授，意图重振北方道教。他献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提出一套契合帝国统治需求的教义改革，经重臣崔浩极力举荐，终得太武帝“青睐”。

　　北方天师道的春天由是而至。太武帝尊寇谦之为“国师”，新天师道在朝廷支持下臻于极盛。《魏书·释老志》载：太武帝“乃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及嵩高道士四十余人至，遂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齐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此条明载，平城东南之道坛，乃寇谦之抵京后由国家敕建的最高规格官方道场，享有国家俸给编制。其始建时间，当在寇谦之初至平城的始光年间（424-428年）。据载“其庙阶三层，四周栏槛，上阶之上以木为圆基……上圆制如明堂”，属典型坛式建筑。关于其址，学者力高才据《水经注》考定于如浑水东，今马家堡、曹夫楼一带。除斯坛外，京城另建有静轮天宫。《魏书·释老志》谓“必令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功役万计……”。寇谦之曾奏言：“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受符书，以彰圣德。”意在使太武帝以“太平真君”身份临御天下，奉天师道为国教。故可推知，静轮宫之兴建，当在太平真君年号初启（440年）之后。其位置，亦采信力高才所考，位于前述道坛东北之牛庄一带。关于形制，郦道元称其“台榭高广，超出云间”，然在当时物力条件下，此“欲令上延霄客，下绝尘嚣”之构，实属宗教狂想。静轮宫终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被毁。

　　道教是与大自然联系最紧密的宗教，寇谦之除了推动朝廷在京近建立宏大道场之外，对名山大川的祭祀机构的建设亦在其盘算之中。《魏书·礼志四》载，太延元年（435年），北魏朝廷正式“立庙于恒岳、华岳、嵩岳上，各置侍祀九十人，岁时祈祷水旱，其春秋泮涸，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有玉帛。”这就是说，在太武帝时代，北岳恒山上确定无疑地存在道教的祭祀机构。这是一个带有90人编制的“侍祀”常设机构，“岁时祈祷水旱”，“春秋泮涸”时节，专伺皇帝或朝迋派专员来举行祭祀北岳大典。由此联想到北天师道当时进行的是一次以“音诵”之名整顿教纲的改革，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今恒山脚下浑源县城北神溪湿地那座名为“律吕”的祈雨神祠（始建于北魏），就是当年“恒岳”朝廷侍祀庙建的山下部分。

　　我们不能不说，寇谦之的北天师道在皇帝拓跋焘和重臣崔浩的加持之下，来得太过“猛烈”了。致使这场改革的思想成果，被意外引发的血腥的灭佛运动所完全覆盖。其结果是人所共知的。先是“太武灭法”（444年），后是“文成复法”（460年），政治变脸，弹指之间。不光佛教横遭劫难，僧人或死或逃，风吹云散；皇太子被诬谋反，忧郁而终；道教亦遭冷遇，星冠弹落，寇谦之愔寂故去；崔浩亦未幸免，突陷“国史碑案”，惨遭灭族……在公元5世纪的历史逻辑之中，或许只有一个例外：大劫43年后——太和十五年（491年）这一年正是孝文帝拓跋宏“建明堂”、“改太庙”，进行汉化改革最关键的年份。平城东南的大道坛也飘来一纸诏书：“夫至道无形，虚寂为主。自有汉以后，置立坛祠，先朝以其至顺可归，用立寺宇。昔京城之内，居舍尚稀，今者里宅栉比，人神猥凑，非所以祗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于都南桑干之阴，岳山之阳，永置其所，给戶五十，以供斋祀之用，仍名为崇虚寺。（《魏书·礼志》）”此诏中对于平城人居情况的描述，与我们在上文“里坊”节中用数模推演出的数据恰是一种相互印证。当然也可能存在道教失宠失势的因素在内，但无论如何，在静轮天宫消匿之后，曾经大红大紫的道坛也与大都会告别了。历史的结局常常是前因的悖论，经多路专家的考证，迁到恒山中的道坛（崇虚寺），就是今天闻名遐迩的建筑巨珍悬空寺。虽然仅存此一脉，但峥嵘而崔嵬，犹显其“欲绝尘嚣”狂想中的风采。

　　10. （佛寺）与道教相较，佛教在北魏平城的历史中虽曾付出沉重代价，然其主导意识形态之时序更长，所创造之物质与精神文明亦更为恢宏。《魏书·释老志》载，道武帝于定策迁都之始（天兴元年，398年），便下诏申明国策：“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法，信可依凭。”遂“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当年即“始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由此可见，国家宫城初建之时，皇家佛寺已同步兴工。考其规制，这座后世所称之“五级寺”的伽蓝，乃模仿印度灵鹫山（耆阇崛山）与须弥山意象，以“五级佛图”为核心的“塔主式”佛教寺庙群，而绝非事急从权的草率之作。据此可推知，当时应诏而至的河北高僧法果（为首任“道人统”），或曾驻锡于兹，甚至主持过此寺建设。正是此段因缘，缔结了拓跋珪与法果间的政教同盟，孕育出“皇帝即是如来”的北魏佛教政治理念，自此改写了中国汉传佛教之进程。关于五级寺址，已故学者殷宪先生据清初茅世膺碑记“今华严寺，北魏时就建有寺院”，推测其即后世华严寺前身，笔者从之。

　　拓跋珪与法果所奠定的政教同盟，作为北魏王朝之核心遗产为后世诸帝所承袭（太武帝前期亦崇佛）。若论其物质遗存，平城时代予后世最宏大者，莫过于云冈石窟。云冈之凿，始于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然思想和技术准备早已展开。兴安元年（452年）复法后，文成帝即诏令“有司”，在道人统师贤（古代印度罽宾王族出身的僧人）指导下，模仿皇帝相貌（“令如帝身”）雕凿石像。像成则“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时论以为诚感。至兴光元年（454年）秋，更敕令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待此义理与技艺储备完成，旷世工程方正式启动。

　　《魏书·释老志》载：“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此即云冈一期“昙曜五窟”。伟大的云冈石窟，迄今已历1560余载，现存主要洞窟45个，造像59000余尊，乃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其本质是国家佛教“复法”之宣言，亦即“皇帝即如来”理念最宏阔的体验场，和佛教造像艺术中国化的直观展示区。其显著特质在于纯粹的皇家工程属性：以举国之财力，云集之役匠，加持着西来法驾、东润佛雨，建一座石壁上的佛国。主体工程集中于文成帝至孝文帝迁洛前（460-494年）的三十四年间。其艺术灵魂，融古希腊之写实、印度佛教之哲思与华夏王朝之气度于一体，磅礴瑰丽，无与伦比，亦深刻体现了北魏王朝衷于文明、乐于融合的国家意志。

　　云冈工程贯经文成、献文、孝文三朝。其间，文明太后冯氏作为北魏前期改革的主导者和石窟建设的关键推动者，深刻影响了这一历史时期。皇兴五年（471年），献文帝禅位于幼子孝文帝，此实为冯太后主导的权力和平转移。逊位后的献文帝（太上皇）移居北苑崇光宫，朝廷依其“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的性情，特于苑中西山为其建造鹿野石刻佛图（今大同城北鹿野苑石窟），以供清修。此亦属皇家石窟系统，可视作云冈之余脉。

　　自文成帝复法，北魏全域佛教迅速升温，尤以平城为甚。据《魏书·释老志》，至孝文帝太和年间，“平城内外寺院已近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全国寺院计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七万七千余人）”。其时都城，除武周山石窟寺外，殿塔林立，其中永宁寺尤为翘楚。《魏书·释老志》载，皇兴元年（467年）八月，“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永宁寺七级佛塔，堪称平城后期最宏伟的佛教建筑，亦是承袭汉魏楼阁式塔形制的典范。郦道元在《水经注·公式水》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写：“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峙相望，法轮东转，兹为上矣。其水（如浑水）俱南绕城，西出郭外，水西有祗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南，径藉田及药圃西、明堂东。又南径皇舅寺西，是太师昌黎王冯晋国所造，有五层浮图。又南径永宁寺七级浮图西。又南远出郊郭。又南注于公式水。”郦道元的描绘再现了当时平城内外“神图妙塔，桀峙相望”的佛教昌盛气象。其中特别提到了由冯太后之兄冯熙所建的 “皇舅寺”中的五层浮图和永宁寺的七级佛塔交相映辉的壮观景况（据此可知两寺两塔均在平城郭城东南）。反映出北魏后期，皇家，外戚勋贵积极参与建寺，推动了平城佛教全面繁荣的局面，史料价值异常珍贵。

　　11.（明堂）北魏平城礼制建筑之营造，始于道武帝南郊祭天，而极盛于孝文帝太和年间之全面鼎革。此番革新，由内而外，贯通宫城与郊野：于内，废立宫阙，确立新制；于外，创筑明堂，订立郊礼。二者共同构成了北魏在迁都洛阳前，于其根本之地完成华夏正统转型的终极空间宣言。

　　宫城内部的变革，猛烈而彻底。太和十六年（492年）二月，孝文帝下诏“坏太华殿，经始太极殿”。拆除旧日正殿太华，在原址兴建象征宇宙秩序的太极殿，并附建朝堂及东、西堂。此举绝非简单的宫殿更新，而是以儒家经典理念重塑国家权力核心的空间革命。紧随其后，宫城城门制度亦得以完善。太和十六年于宫城夹建中华门、承贤、云龙、神虎、东西掖门、乾元、中阳、端门等九门。特别让人欣喜的是，杨守敬《水经注图》中的《平城图》中明确标注了这宫城九门。前二门：中华门（正门）、承贤门（东偏门）；东二门：云龙门、东掖门；西二门：神虎门、西掖门；北三门：乾元门、中阳门、端门；终让平城都的城垣体系的城门系统有了浓墨重彩的结笔。当然还留有遗憾，那就是外郭上的十二门终无定论。传为：建春门 、东阳门、南侧门（名称不详）；开阳门、平昌门、朱明门、中端门；雍门、中部门（名称不详）、金肃门； 广德门、大夏门。因无可靠出处，终不敢尽信，权列于兹，留作备考。

　　当宫城中枢焕然一新之际，南郊礼制区的宏大工程亦同步达到顶峰。其核心即为辟雍明堂。太和十五年（491年）四月，孝文帝下诏“经始明堂，改营太庙”。面对古制湮灭的争议，拓跋宏采纳中书令李冲之议，以“去都邑之中心，测景（影）之中”的科学方法，于都城南北中轴线上定位明堂，其制“上圆下方，引水绕壝”。太和十六年正月明堂告竣，孝文帝即“宗祀显祖献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至此，明堂“祭天配祖、象天布政”的国典地位已完全回归中原古制。拟江河之纬，环辟雍而制历，与明堂二位一体，构成完整的礼制建筑群。而在此南郊宏构之前，象征文化学统的国立孔子庙已于太和十三年（489年）率先完成于“京师”（具体位置失考）。同时将“中书学”更名为“国子学”，在体制上奠定中央教育体系之基础。此乃中国历史上首次于都城敕建国家孔庙，其意义之深远，不亚明堂。

　　纵观太和十三至十七年这关键五年，孝文帝的营造活动呈现出清晰的文化战略布局：太和十三年立孔庙，树文教正统；十五年始建明堂太庙，立天地祖考之礼；十六年成太极殿于大内，健全君臣公府之制；十七年建九门于宫城，终完皇都之体表。这是一个从意识形态（孔庙）到礼仪核心（明堂）再到权力中枢（宫阙）与都城框架（城门）的系统性、全景式的都城改造。最终，中轴线上，崭新的太极殿朝堂与南郊的明堂辟雍，一内一外，构成了北魏平城晚期都城的“双极”：一极是人间的政治中枢，另一极是通天的礼制圣地。它们与同期确立的“九门”宫城以及“十二门”外郭格局共同宣告，平城已完全褪去草原都城的旧色，成为一座符合华夏礼乐文明理想的“天子之都”。孝文帝“光宅中土”的抱负，正是在这片土地上，通过这片空前绝后的营造，得到了最圆满的实现。

　　12.（陵墓）鲜卑之族葬俗尚俭，自来山陵沉寂。“金陵”之名，虽见之于史册——如，道武帝天赐六年，“葬盛乐金陵”；明元帝永兴二年，“葬云中金陵”……但“金陵”二字仅泛指通云，实与汉地皇陵，取义相殊。然而，自定都平城后，改革之风，渐吹渐劲，陵寝之制也鉴汉俗，亦步亦趋。平城时代最显赫之皇家陵寝，不在帝王，而在临朝称制、推动江山鼎革之文明太后冯氏墓，名为永固陵。

　　永固陵，择于方山（今大同北寺儿梁山）。《魏书》载，太和五年，“陵寝始建，太后亲携孝文帝登临山阜，规度万载之所”。其格局，已全然汉家气象：陵园呈方形，设思远佛寺于前，石砌祭殿遗址犹存，冢丘巍然，至今残高尚达二十余米。地下玄宫虽未发掘，然据《水经注》载：“庙前镌石为碑、兽，碑石具在”，可见其规制崇隆。最可注目者，乃陵园与佛寺一体规划，佛教建筑纳入皇家陵制，此为北朝首创，映照太后崇佛与汉化并举之胸襟。永固陵不仅为山石土木，更是文明太后一生功业之丰碑：自献文帝时临朝听政，至太和十四年崩逝，二十余年间，她以铁腕与明睿，重塑北魏江山：政治上：整饬吏治，严惩贪腐，“罢诸州綦贡”，颁行俸禄之制；使北魏始有官制典章。经济上：行均田令，计口授田，使游牧之民安于稼穑；弛山泽之禁，督课农桑，“农民布于田垄，桑妇勤于纺绩”。平城宫室街衢，多在其时完备。罢关津之禁，促商旅之兴；建明堂、辟雍、灵台，摹洛阳而制礼作乐，故谥号为“文明”。冯氏之治，实为孝文帝全盘汉化之先声。其陵墓坐北朝南，遥望中原，似喻示着北魏王朝将从代北走向河洛的历史轨迹。

　　太后既殁，孝文帝于永固陵东北一里，自营寿陵，号“万年堂”。其冢略小，亦为砖砌，形制仿永固陵而稍俭。此或是孝文帝初时愿为祖母“长侍山陵”之愿的见证。然而历史洪流终不可逆，太和十八年，孝文帝决意南迁，平城陵域自此再无新冢。“万年堂”竟成平城时代帝王陵墓的终结，而“万年”之愿，亦随南迁之诏，化作塞北长风中的一声叹息。永固陵、万年堂、思远佛寺——这三组石土木砖的沉默存在，构成了平城时代最后的纪念碑群。它们铭记着一位女性改革家的雄才，预告着一个王朝文化转型的决绝，也昭示着生死礼仪从胡风到汉制的完成。

　　历史的风吹过平城的城垣，挟来鲜卑铁骑的烟尘，也卷走了一个新生王朝的鼎沸人声。北魏平城——在南北朝宏阔的历史叙事中，本就作为一座过渡性的融合之都、一个军政合一的策源之地而存在。当它完成近一世纪的使命之后，自然要将它的主人——那个怀揣理想、富于创造精神的民族——在抉择、阵痛与重生中砥砺前行的足迹，深深镌刻进时间的岩层。平城的故事，或许随着宫阙冷落而告一段落，但它的尾声却在南迁的烟尘里、在边镇重燃的烽火中、在后代文人墨客的追忆间，延绵成一曲苍茫的挽歌，低回着“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永恒慨叹。

　　北魏平城在时间隧道中消失了，但它所奔赴的民族融合精神却与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