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强调，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需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九州共贯等重要元素发扬光大。辽金时期的大同作为多民族交融的核心枢纽，其丰富的历史遗存生动印证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的突出特质，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鲜活的历史样本。

　　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文化传承的脉络延续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其连续性不仅体现于时间维度的绵延，更在于文化基因的稳定传承与谱系延续。自秦汉确立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形态以来，“正统认同”成为历代王朝的政治追求，辽金两朝虽由契丹族、女真族建立，却始终以“辽承晋统，金承辽统”的谱系自居，将自身纳入中华民族大一统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这一论述在辽金大同的历史中得到充分印证。

　　大同自北魏都城、唐代军事重镇演进至辽金西京，其华北北部核心枢纽的地位从未动摇。辽金统治者将大同设为陪都，既是对其战略价值的认可，更是对中华文明政治传统的延续。文化传承方面，辽金两朝全面继承中原建筑、艺术与宗教传统：华严寺、善化寺的布局与造像延续唐代恢宏气象，大雄宝殿的“金厢斗底槽”结构、飞天斜拱藻井形成“唐风辽韵金构”的连续脉络；契丹、女真族全盘接纳佛教，延续了北魏以来大同地区的信仰传统，印证了中原文化在边地的稳定传承。大同的历史实践表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并非简单复制，而是在传承中包容、在延续中发展，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

　　二、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民族交融的文化突破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需深入挖掘其多重价值。辽金时期的大同工匠立足民族特色与时代需求，在建筑、艺术等领域实现了一系列突破性创新，为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活力。

　　建筑技术方面，应县木塔以双筒体结构、54种斗拱组合与八角形抗震设计，成为辽代木构技术的集大成者；塔内彩绘融合佛教艺术与草原游牧文化元素，展现出多元一体的创新特质。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天宫楼阁”以小木作工艺打造立体佛龛群，突破前代平面佛龛局限，成为木构建筑史上的标志性创新；善化寺普贤阁的“减柱造”技术，通过优化空间布局提升实用性，被明清建筑广泛借鉴。艺术审美上，辽金佛教造像摒弃唐代“丰满雄健”风格，转向“写实灵动”的表达，华严寺合掌露齿菩萨将契丹族“崇尚自然”的审美融入中原造像体系，丰富了中华文明的艺术维度。这些创新成果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各民族在交往交融中共同创造的文化瑰宝，印证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品格。

　　三、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多元一体的凝聚共识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的共同信念，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这种统一性并非同质化的同化，而是“多元一体”的辩证统一，即在文化认同与政治归属高度一致的基础上，保留各民族自身特色。辽宋夏金时期虽呈政权割据态势，但“一个中华”的文化与政治认同从未瓦解，辽金均以华夏正统自居，致力于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

　　辽金两朝对中华统一治理模式的认同与实践尤为典型：沿用“京-府”行政体系，将大同定为“西京”，确立其跨越长城南北的政治枢纽地位；辽代设西京道，官署建筑采用中原形制，同时保留“四时捺钵”传统，形成“因俗而治”的统一策略；金代设立大同府学，推广儒家教育，其文庙大成殿与曲阜孔庙规制呼应，强化了文化统一性。此外，“大辽西京”铭文铜镜等文物，其形制与铭文均体现对中原礼制的认同；辽金实行的双轨制治理，在保留民族特性的同时积极推行汉化政策，通过宗教整合、礼制规范等方式凝聚精神共识。这种“分中孕合”的统一模式，彰显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四、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海纳百川的文明胸襟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形成了“和而不同”的文化格局。大同作为辽金时期汉、契丹、女真、回鹘等民族的交汇地，其历史遗存生动诠释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明特质。文化融合上，华严寺同时供奉佛教华严宗、道教真武大帝与儒家先贤，经橱刻有《易经》卦象，壁画融合佛道神仙形象，形成“以佛弘法、以俗辅教”的包容理念。

　　民族习俗的交融更为鲜活：大同南郊辽金墓葬群中，既有中原传统“夫妻合葬土坑墓”，又有契丹族“火葬骨灰罐”，墓壁壁画同时呈现农耕与游牧射猎场景，展现出不同文化在中华文明框架下的共生共存。宗教信仰方面，大同既留存辽金佛教遗存，又有道教遗址，佛道寺院共存一城；部分寺院装饰可见回鹘族“联珠纹”，形成“中原文化为主、多宗教多民族文化为辅”的包容格局。那些逐渐消失的民族，其文化并未湮灭，而是“化整为零”融入中华民族文化整体，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文明互鉴的交往之道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深植于“以和为贵、天下大同”的价值追求，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与文明交流的推动者。辽金时期的民族争端，本质上是为实现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内部整合，和平始终是各民族的共同追求，且和平时期远长于战争时期。大同作为辽宋“澶渊之盟”后的边贸中心，成为和平交往的重要见证。

　　大同古城北门瓮城遗址发现的宋代定窑白瓷、辽代鎏金铜鞍与西域玻璃器，印证了“榷场”贸易的繁荣；作为草原丝绸之路枢纽，大同通过和平贸易与文化交流，汇集各方物质与精神产品，为多民族互动提供了畅通渠道。辽金西京的各类文化遗存，并非单一民族的成果，而是契丹、汉、女真等民族长期和平共处、相互学习的结晶，诉说着多民族共同开发北方、共创灿烂文明的历史。这种和平交往的传统，熔铸于中华民族血脉之中，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渊源。

　　综上所述，辽金时期的大同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成为展现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鲜活载体。从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到技术艺术的创新性，从多元一体的统一性到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再到以和为贵的和平性，大同的历史遗存不仅还原了辽金民族融合的真实风貌，更印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必然性。这些宝贵的历史遗产，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托。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