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文

　　洪平君继2020年《张瑞玑先生年谱》出版之后，又一部研究力作《张瑞玑传》付梓印行。在2026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该书在《中华读书报》推荐的30种文学新书中位列第九，可喜可贺！如果从1997年他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长文《张瑞玑其人》算起，他已潜心研究张瑞玑三十多年，令人钦佩！读后感觉该书视野宏大、史料丰富、考证严谨、逻辑严密，用史家的笔触，将清末民初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才情、风骨、性格和功业，全面系统地呈现出来，一个铁骨铮铮、特立独行、正气凛然、敢作敢为、才华横溢、情系家国、进退自如的高大形象跃然纸上，生动立体丰满，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一

　　张瑞玑先生活跃于清末民初的政坛文坛，其生平功业和诗文书画，曾长期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鲜人关注。洪平君对乡贤文化情有独钟，积三十多年之力，艰难收集相关史料，工作之余熬油费神，爬梳剔抉，钻研不辍，可谓筚路蓝缕、 披荆斩棘，他却乐此不疲！

　　历史资料收集达到一定程度，史家便有了书写历史的冲动。但是历史事实与历史书写不是一回事，历史书写比收集历史事实更难、更艰苦。因为历史事实是死的，而让历史事实说话的是历史学家。这就有一个历史观的问题。每一个历史学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不同的历史观指导下进行历史的书写，不同的历史观对历史的书写肯定是不同的。

　　坚持什么样的历史观，是摆在洪平君面前的一个首要问题， 也是书写的灵魂及其科学性的基础。洪平君在后记中写道：“决意遵守中国史学传统，写一部‘实录’。探寻张瑞玑先生的人生选择和思想轨迹，竭力探究其‘迹’和所以‘迹’。” 这种实事求是的对待历史的态度，重实证、说实话、求信史的传统精神，既反映了洪平君正确的历史观，也为该书的科学性提供了保证。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的本质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就是历史活动过程中的事件和人物，有活动必然有过程和结果，这就是历史实实在在的内容和事实。历史分为历史事实和历史史实。历史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客观性；历史史实是历史学家书写的事实，是经过筛选和过滤的历史事实，具有主观性。唯物史观认为二者是统一的，具有同一性。历史学家书写的历史史实，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客观的历史事实，是衡量一部历史著作科学水平的尺度。只有忠实于历史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洪平君的《张瑞玑传》便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立场、观点和方法。

　　张瑞玑（1872-1928），字衡玉，号老衡、䍺窟野人，山西赵城(今洪洞县赵城镇)人，光绪癸卯（1903）进士，历任陕西韩城、长安等地知县，以宰官身份秘密加入同盟会，参与组织陕西辛亥革命。民国时期，担任山西首任财政司长，署山西民政长，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黎元洪总统府政治顾问。1917年响应孙中山号召南下护法。1919年南北议和，以“德望素著”，被南北政府首脑和双方总代表公推为赴陕西监视停战划界专员。后回归故里终老。

　　《张瑞玑传》将传主置身于清末民初急剧变化和风云激荡的社会环境中，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及各类人物交织互动的社会关系，将浩如烟海、碎片化的各类史料拼接组合在一起，将张瑞玑先生在民族危机之时参与和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及自身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以时间为轴，一一呈现出来，让我们看到一个集“文士之笔，辩士之口，循吏之心，侠士之挥霍，廉士之操守”的“谔谔一士”张瑞玑；看到一个敢作敢为痛斥袁世凯“义声震天下”的张瑞玑；看到一个兴教育、办实业、掌财政的实干家张瑞玑；看到一个不畏艰险、置生死于度外，且智勇双全、“骑虎”西行赴陕划界的张瑞玑；看到一个诗文书画兼优，特别是文笔犀利、直抒胸臆、嬉笑怒骂、酣畅淋漓、 读之令人拍案叫绝的张瑞玑；看到一个中西兼学、经世济用、为官清正、做事“明决”、心系天下、充满家国情怀的张瑞玑；看到一个耿直铁骨、好酒乐友、超然洒脱、乐善好德、人格高尚的张瑞玑；看到一个顺应潮流、与时俱进、投身革命、勇于担当的张瑞玑；看到一个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 庙堂与江湖之间充满矛盾、挣扎与坚守的张瑞玑；看到一个不贪名利、进退自如、归隐田园、叶落归根、造福桑梓的张瑞玑！

　　从全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洪平君对张瑞玑先生的崇高风范，充满了热爱、钦佩和敬仰，研究学习弘扬张瑞玑先生的精神，已成为他的另一种事业。但是洪平君在书写中并没有将感情置于事实之上，而是坚持了“信史”这一中国史学传统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设其身以处其地，揣其情以度其变”，实现了历史事实与历史史实的有机统一。

　　正由于此，一个可亲、可敬、真实、生动、立体的张瑞玑先生的光辉形象，栩栩如生地站立在我们的面前。他不是一尊塑像，而是一个有血有肉、可感可触、有温度、有情怀的似曾相识的人，我们可以与他交流对话，谈诗论画，开怀畅饮，踏雪寻梅。

　　二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才造士，为国之本。”我国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制定了一系列培养选拔的标准和制度，如举孝廉、九品中正制及影响更广泛持久的科举制度。德才兼备、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等，既是人才选拔的标准，也是每个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做人的标准。

　　张瑞玑先生对“作人”十分重视，他说：“予只作人，人字上不愿系铃铛子。”还自称“书不如画，画不如诗，诗不如其为人”。从表面上看，张瑞玑先生是不招摇、不虚夸、不贪图虚名、不为人言所惑，走自己的路；但其背后则是对原则、底线、道义和信念的坚守，是对高尚人格的追求。尽管他诗文书画兼优， 但与“作人”相比，只不过是其内在人格的外在表现，不可与其“作人”这一根本相提并论。这一思想不只张瑞玑先生所独有，也是传统知识分子乃至中国人共同的精神追求。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