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云冈研究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冈学系列讲座”在云冈研究院多功能厅举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韦正作了《试说云冈石窟的营造次序》的讲座。讲座由云冈研究院历史与民族融合研究中心北朝文化研究室主任郭静娜主持。

　　此次讲座以云冈石窟特性和空间状况为切入点，采用非单一线性研究，通过分析昙曜五窟与第7、8窟，第3窟与第1、2窟，第5、6窟与第11至13窟、第9、10窟的关系，重新探讨云冈石窟的营造次序。

　　韦正教授从云冈石窟的概况入手，指出第3窟、第5、6窟与昙曜五窟为三组超大型组窟。认为以往研究对云冈石窟特性和空间状况理解不够，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性以及对考古类型学的理解简单化，几乎都采取单一线性分期研究，而这种线性研究方法可能不完全适合于云冈，需要重新通盘检查所有资料，并对前人的研究方法进行检讨。

　　韦正教授首先明确云冈石窟是帝王宗庙，然后才是石窟。文献所载唐之前云冈石窟的古佛寺名称正好有三座，超大型窟也是三对（组），通乐、灵岩、天宫寺，可能正与第16—20窟、第3窟、第5、6窟相配。三对（组）超大型窟中第16至20窟对应北魏太祖以下五帝，第3窟对应献文帝，第5、6窟对应孝文帝（冯太后）。确定昙曜五窟等为三处北魏帝王庙窟，也就确定了其他洞窟只能是这三处帝王庙窟的附属窟。

　　韦正教授又从洞窟外观与体量、窟内造像风格等方面着手，指出第7、8窟、第1、2窟分别是昙曜五窟和第3窟的附属窟。从第11至13窟窟型、开窟时间、佛装及其年代等方面分析，认为第11至13窟是第5、6窟前一阶段的附属洞窟。从第11至13窟与第3窟的停废情况分析，认为二者间存有关联，但不是与献文帝被杀简单的关联，而是与北魏特定时期的政治状况、云冈石窟营造的主持人的变更等情况相关联。另一方面，依据宿白先生针对第9、10窟的营造以及其作为崇教寺等相关论述，认为第9、10窟是第5、6窟后一阶段的附属窟。

　　同时，韦正教授认为公元472—484年是云冈石窟的营造年代的“模糊期”，结合太和七年题记，他认为钳耳庆此时或已正式接手云冈石窟的营造工作。结合《魏书·高祖纪》《魏书·皇后列传》等文献资料，他认为从太和元年（或三年）至太和八年，云冈石窟与方山是同时进行的工程，所以在文献中才出现孝文帝此阶段频繁前往云冈的历史记载。同时，考虑到第11至13窟存在停废的情况以及第6窟具有较强的女性色彩的雕凿风格，认为第5、6窟的营造方案或也因主持人的变更而产生变化。

　　最后，他依据云冈石窟是北魏帝王庙窟的根本属性这一核心论点，指出云冈石窟的三大特点：具有明确的空间区域性、诸窟之间存在明显的主从附属关系、云冈石窟的营造变化与北魏最高层面的政治变动有关。在此基础上，重新梳理了云冈石窟的营造次序，即460—471年开凿昙曜五窟及附属窟第7、8窟；466—476年开凿第3窟及附属窟第1、2窟；471—476年开凿第5、6窟及附属窟第11至13窟；484—489年开凿第5、6窟的附属窟第9、10窟。

　　讲座结束，韦正教授与云冈研究院青年学者就附属洞窟的内涵及三组帝王庙窟与其各自附属窟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韦正教授的讲座为广大研究人员深入了解并重新审视云冈石窟的营造以及诸窟间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和分析思路。郭静娜最后总结，本次讲座更为重要的是关注了方法论，借此对学界已有研究内容进行创新性思考。希望云冈研究院研究人员在今后科研工作中能够拓宽研究视野，关注方法论，继续助力云冈学向纵深发展。本报记者 赵永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