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原名“平城”“云州”，《辽史·地理志五·西京道》：“同光三年（后唐年号，925年)，复以云州为大同军节度使。晋高祖代唐，以契丹有援立功，割山前、代北地为赂，大同来属，因建西京。”又“初为大同军节度，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为西京，府曰大同。”由此，固定在代北的这一地名“大同”沿用至今。

　　打开地图，大自然的神斧在雁门关以北、阴山以南、黄河以东、燕山太行山以西，凿出一大片开阔的盆地，大同，就位于盆地的中心。地处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枢纽地带的大同，扼晋、冀、内蒙古之咽喉孔道，素有“北方锁钥”之称。而400毫米的等降水量线，又让这里成了农耕业与游牧业的分界线，自古胡汉杂糅，于是这里又成了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的碰撞融合前沿。

　　桑干河，古人类迁徙大通道，红山文化南下，仰韶文化北上，龙山文化东来，处于“Y字型”地带中心节点的大同地区，“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又是中华文化总根系中一个重要的直根系（苏秉琦语）。”从原始农业到定居聚落，从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到“城”的大量兴建，再到北方部族的南下，桑干河流域最后实现农牧混杂的早期生计形态，这是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雏形，为之后中国北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划定出核心地理范围。

　　殷商时期，北方生活着鬼方、土方等部落方国，其中一些活跃在今天大同、朔州一带，他们过着游牧狩猎的生活。春秋战国之时，北狄之林胡、楼烦迁徙驻牧于此，并将其范围从春秋时晋国的北边，逐渐扩展到燕国与赵国的北边。从赵襄子灭代开始，赵国开始向西、向北开疆辟土。与此同时，因“以临胡貉”，故大同区域成与“胡”展开面对面对峙的前沿。到武灵王（约前340—前295年）即位，推行“胡服骑射”政策，赵国因而得以强盛，灭中山国，败林胡、楼烦二族，辟云中、雁门、代三郡，并修筑了“赵长城”以备匈奴南下。大同区域西属雁门、东属代郡，平城（大同旧称）也由此而生。同时，中原农耕文化也随之而来。特别是李牧居代郡、雁门郡守边期间，数以十万计的赵国守边将士东来平城，大破匈奴十余万骑，西来东去绘就出有史以来大同区域第一次民族迁徙盛景。

　　秦统一后，一直处于北方的匈奴成为秦的强敌，为此秦始皇北筑长城，迁中原戍卒至此屯田，但这并不能阻挡匈奴南下的脚步。迨至汉初，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三十万北击匈奴，被冒顿骑兵四十万围于平城白登，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用陈平秘计侥幸逃脱。汉军北上、匈奴南下，七十万人聚首平城，汉匈南来北往绘制一幅民族在迁徙中交流、交往、交融的壮丽画卷，平城也由此在历史上“闻名于世”。其后汉高祖接受娄敬的“和亲”建议，于高帝九年（前198年），将宗室女翁主嫁与匈奴单于，并派娄敬前往匈奴结约，拉开了汉匈之间“和亲”的序幕。使汉匈之间较长时间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这为汉朝赢得了开国初期具有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和平环境，为汉政权休养生息、厚储国力创造了条件，也为日后“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打下了基础。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在《赠别前蔚州契使君》的诗中写道:“蕃儿襁负来青冢，狄女壶浆出白登”。诗句间生动地反映了大同、白登与昭君之间的联系，生动地反映了白登之战和昭君出塞的深远影响。传说王昭君出塞远嫁，路经大同曾在东胜店住过几天。她每日都怀抱琵琶弹奏抒怀，解忧自慰。大同的东胜店也因此而改名为琵琶老店。

　　纵观西汉一朝，匈奴南下掳掠人口与财物的“边患”从未停歇，据《史记》《汉书》以及相关纪传统计，西汉一朝被掳往漠南的汉人接近10万人（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载），来自以大同核心的晋北地区人口定占其中可观的比例。

　　东汉初，南匈奴内附后，最初被安置于五原郡西部塞（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后因北匈奴威胁，将其部众南迁至西河郡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并以兵屯逐步扩展至云中、定襄、雁门、朔方等八郡。这次迁徙定居涉及南匈奴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大同所在的雁门郡成为南匈奴与汉人杂居的前沿，南匈奴牧民与汉人戍卒、屯田民交错分布，后逐渐融入中原社会和文化之中。

　　魏晋以降，天下纷争，战乱四起，人口迁徙频繁多向，有北方黄河流域的汉族向长江流域甚至更远地区南迁的，有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内徙和西迁的，有中原汉族西迁河西走廊的，有西部人口东来的。西晋时期，从大兴安岭一路南下的拓跋鲜卑占据以平城为中心的代北地区。公元396年，代王拓跋珪即帝位，改元皇始。二年后，改元天兴，定国号为魏，宣告了北魏国家的正式诞生。这年七月，迁都于平城。大同，“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的地理优势，正合北魏控北驭南的战略需求，北魏也正是凭借着大同这一地理优势，北伐、西征、东讨、南下，而统一华北与蒙古大草原的。由于胡汉融合为北魏之后中华民族发展之中心，故这一控北御南、统驭南北的建都战略成为其后历代王朝奉行之圭臬。同时，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由此拉开帷幕。自拓跋猗卢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前的近百年间，北魏共进行了18次大规模人口迁移，涉及人口超过百万，这一规模在中国古代史中极为罕见。其中，仅拓跋珪建都平城后就有15次规模较大、涉及民族较多的行政性移民，充实京师平城。诸如，天兴元年（398年），迁山东六州吏民及高丽、鲜卑等杂夷36万、百工伎巧10万至平城；第二年（399年），又强制迁徙高车部族7万余口；太延五年（439年），灭北凉后迁宗族及吏民3万户至京师；皇兴三年（469年），平青齐迁青齐民于平城京畿，并设平齐郡予以安置，等等。移民群体包括汉族、鲜卑、匈奴、高车、高丽、柔然等十余个民族，在平城京畿形成了多民族杂居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