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声湘音浓重的宣告，穿过历史的尘烟，至今仍叩击着每一个中国人的耳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一日的长安街，秋风猎猎，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冉冉升起。那时的祖国母亲，瘦弱、疲惫，满身是百年屈辱留下的伤疤，列强的炮舰、割地赔款的条约、饥馑流离的百姓、残缺不全的工业，一切都像是摊开在寒风中的一张残卷，等待后人一笔一笔去填补颜色。

　　105年过去了。

　　我的祖父生前常说一句话：“你们现在不知道什么叫饿，我们那会儿，榆树皮都刮光了。”他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童年记忆里是抗战逃难时背井离乡的惶恐，青年时赶上新中国诞生，分到了人生中第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他说那天生产队的锣鼓敲得震天响，有人笑着笑着就哭了，祖祖辈辈给地主扛活，终于有了自己的田契，巴掌大的一块地，攥在手里比命还金贵。

　　可站起来谈何容易。1949年，全国钢产量不足16万吨，人均国民收入仅27美元，相当于当时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工业空白，农田荒芜，文盲率超过百分之八十，连铁钉、火柴都要进口。西方预言家断言：“中国没有一个世纪以上时间不可能摆脱落后面貌。”

　　但中国人信的不是预言，是双手。

　　东北平原上，鞍钢的高炉在一片废墟中重新点火，工人们把棉袄脱下来裹住冻裂的水管；西北戈壁，建设者住地窝子、喝碱水，硬是在“风吹石头跑”的荒原上建起核试验基地；成昆铁路穿越横断山脉，筑路官兵用铁锤钢钎在悬崖绝壁上凿出“地质博物馆”里都不可能存在的奇迹，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烈士长眠于铁道旁的青山之中。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升起的蘑菇云，让全体中国人挺直了腰杆：这个民族，受够了被人掐住脖子的日子。

　　钱学森归国临上船，只说了一句：“我打算余生都奉献给自己的祖国。”邓稼先隐姓埋名二十八载，妻子不知丈夫去了哪里，邻居以为这家人消失了。在戈壁滩的风沙里，他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演算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模型。1986年他去世前，杨振宁去医院看他，问苦不苦，他笑笑：“干成这件事，这辈子值得。”几天后，邓稼先与世长辞，胸前别着一枚勋章——那是祖国给无名者的加冕。

　　这些名字大多不曾出现在小学语文课本的显眼处，但他们用生命回答了同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真正的脊梁，不是高楼广厦，而是在至暗时刻仍然相信光明并亲手把光明拽进人间的人。

　　1978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在“包产到户”的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那份按着指印的薄纸，悄悄撬动了一个古老农业国绵延千年的土地制度。第二年秋天，小岗村粮食总产量超过了之前10年的总和。

　　改革开放的春风就这样从田野里最先吹起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全国，粮仓渐满；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经济特区破土而出，渔民村变成霓虹闪烁的都市；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走出校门，成了各行各业的中坚；电视机、冰箱、洗衣机“新三样”逐渐挤进普通人家，取代了爷爷辈口中“一辆自行车、一块手表、一台缝纫机”的“老三件”。

　　我记事起，家里堂屋摆着的就已经是一台彩色电视机。放学回家趴在沙发上看《西游记》重播，孙悟空一个筋斗云翻过去，屏幕里的花果山五彩斑斓，和我后来在书里读到的黑白插图全然两个世界。父亲常跟我讲他小时候——村里只有大队部有一台黑白小电视，信号不好时要有人爬到屋顶去转天线，满屏雪花里隐约看见人影就算幸运。他说这话时，我们正靠在皮沙发上，遥控器随意换着台。我没经历过那种到处“蹭电视”的日子，但我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了30年间两代人童年之间那道宽阔的鸿沟。后来大彩电换了一台又一台，再后来手机平板人手一个，电视开着也未必有人在看。日子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好起来的，好到曾经稀罕的东西，变成了我们这代人眼里再寻常不过的背景。

　　我对1997年和1999年的记忆，更多来自后来翻书。小学时在图书馆借过一本讲香港回归的图册，封面上是驻港部队的军车驶过街头，路边有人举着国旗流泪。澳门回归的照片我也在历史课本上见过，黑白印刷，像素模糊，但那片欢腾的场面还是透过纸面传过来。老师在课堂上说：“这两件事，宣告了殖民者在中华土地上最后的痕迹被抹去。”我低头看着书页上那些举旗欢呼的面孔，忽然意识到，这些人和我父母年纪相仿，他们当时大概是站着看完直播的，而我在十几年后才翻开这一页。那些隔着时间传递到我眼前的画面，让我觉得——有些尊严，是可以用眼睛看到的；而有些，需要靠读书去一点点读懂。

　　2001年11月10日，多哈会议大厅木槌落下，中国正式加入WTO。此后20年，这个东方古国以惊人的韧性融入全球化浪潮，制造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各地。2008年8月8日，北京鸟巢上空绽放的焰火告诉世界：中国，不再是被忽视的存在。

　　这期间的变化，藏在无数家庭的账本里。我生在山西大同，这座因煤而兴的北方城市，父辈们大半辈子与矿灯、传送带、“黑金”打交道。小时候去亲戚家，矿工叔叔下班回来，一张脸只有眼白和牙齿是白的，笑起来像在黑色画布上抹了一道月牙。后来煤矿逐渐机械化，再后来环保整治，矿山复绿，空气里那股洗不掉的煤灰味淡了。大同从“煤都”变成了旅游城市，云冈石窟前的游客一年比一年多，古城墙亮了灯，护城河清了淤，老矿区的工人们转型学了新技能，年轻一代不再像父辈那样必须下井，有了更多的路可以选。我亲眼看着家乡在一代人手里变了模样，那种变化不惊天动地，但润物无声，就像窗外的天从灰变蓝，一年一年，等到某天抬头才惊觉——已经蓝了这么久了。

　　进入新时代，祖国交给世界一份震撼的答卷。2021年，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摘帽，128000个贫困村出列。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减贫行动，没有哪个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的壮举。

　　虽未亲身走进南方的苗寨，但我读到了那些故事。从新闻报道和纪录片里，我看见山里的孩子第一次坐上校车，老人第一次在卫生室量血压，扶贫车间里年轻妈妈一边踩缝纫机一边带娃。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那些曾经被地图边缘化的名字，如今一个个从贫困名单上划掉。我知道我身边的大同也变了：矿区棚户区改造，采煤沉陷区搬迁，过去住在土窑里的老矿工搬进了电梯楼，楼下有广场舞、有超市、有社区食堂。国家的好，就是在这些最具体的地方，被最普通的人真实地接住了。

　　这10年，科技领域的突破同样令人振奋：神舟系列飞船十一次载人飞天，天宫空间站向全世界开放实验机会；嫦娥五号取回月球样本，祝融号火星车在乌托邦平原留下中国车辙；“奋斗者”号深潜一万零九百零九米探底马里亚纳海沟；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完成，结束了对GPS的依赖；C919大飞机商业首航，国产航母下水；贵州平塘“中国天眼”FAST捕捉到数百颗脉冲星信号……每一项，都是几代人接力攻关的结果，是钱学森、邓稼先那一代人精神的薪火延续。

　　105年，在人类文明长河中不过一瞬，之于中华民族却是改天换地的重生。从“球籍堪忧”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饥寒交迫到全面小康，从任人宰割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张长卷上，每一笔色彩都是先辈拿汗水、泪水甚至鲜血兑成的颜料。

　　而今笔握在我们手中。

　　续写的或许不是宏大叙事，而是明天多一分严谨、多一分善意、多一分不肯敷衍的执拗。是把“爱我中华”四个字，从胸腔里滚烫的呐喊，化作清晨出门时整理好衣冠的那一下细微郑重。

　　岁月铺长卷，吾辈续华章。

　　愿以吾辈之青春与热忱，护这可爱中国，岁岁常新，代代不息。

　　（作者单位：市委讲师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