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莉英

　　每天善化寺三圣殿内，一拨又一拨的游客围观《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除了看碑文之精美、书法之精绝外，更想了解这通碑所承载的历史深意。朱弁和朱弁碑成为了历史符号，可以触摸到宋金时期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温度。金西京背后有着千年中华认同，西京大同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大同作为金西京，当时所建或维修的寺庙是延续历史根脉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宗教、艺术和哲学等信息，揭示了大同作为多民族文化交流中心的历史地位。

　　“《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是跨政权文化传播的产物，这通碑是中国金石史上罕见的由南宋使臣撰文、金代西京官府立石的碑刻，成为跨民族文化认同的独特实物坐标，更是研究辽金时期西京大同宗教、建筑、社会风貌的第一手文献。这通碑集史学、文学、书法、雕刻于一体，堪称辽金碑刻的巅峰之作，也是南宋与金国南北文化认同的重要实物见证。”市古建筑保护研究院宣传利用办公室主任廉超说。我市多位学者认为，朱弁碑解开了宋金正统之辨，印证了中华民族南北同根同源。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各民族文化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政治趋同，经济交往密切，并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我市学者宋志强认为，朱弁作为出使金国的使臣，个人命运起伏背后也伴着国运的起伏，朱弁的经历背后也有着南宋与金国之间的军事博弈与文化交流。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金军联合刘豫齐军分五路对南宋发起进攻结果失败，在这样的情况下，金愿意放一名使臣南归，传达出有意和谈的意向。金天眷三年（1140年），是宋金战争的关键转折年，战争互有胜负，双方和议已接近成熟。《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立碑的时间为金大定十六年（1176年），金国的文化包容性更强，让南宋使臣的笔墨文章永远留存在辽金古刹之中。

　　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树云告诉记者，朱弁羁留西京时期，也是西京寺庙集中恢复期。金天会至皇统年间，各寺庙的僧人对遭辽末战争破坏的寺院进行修复重建。金天会八年（1130年）西京大普恩寺开始维修，到皇统三年（1143年）落成，成为西京巨刹。金天眷三年（1140年）华严寺开始修复，新建的华严寺大雄宝殿为九间殿，也是现存全国最大的单体建筑之一。金皇统三年（1143年）, 云冈石窟寺开始维修。

　　我市多位学者认为，金国是少数民族政权，却完整沿用汉地碑刻制度、儒学、佛教，朱弁碑证明了即便南北分裂、政权对峙，汉字、儒家伦理、宗教仍是华夏共同文化根基，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经典实物见证。在绍兴和议的前提下，南宋据守江南，以承袭北宋法统、接续中原文脉自居；金朝坐拥华北汉唐旧地，全面推行汉制、尊崇儒礼、兴学崇文，自认承接王朝正统。大同作为金西京，存留至今的书法、绘画、文学、金石等艺术皆首屈一指，众多的建筑、雕塑艺术成为解码西京风华的文化样本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