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的年轮翻过隋代短促的烽烟，大一统的唐王朝开启了一个恢弘壮阔的时代。

　　今日的大同，在唐代由恒安易名为云州，治云中县。不变的是大同的地缘：雄踞唐帝国北方农牧交错的前沿地带，北望阴山、南扼雁门，东连幽蓟、西接朔方，是中原农耕文明直面大漠草原的门户要冲，也是河东北部最重要的边防枢纽。

　　唐初，东突厥趁中原鼎革之际强势南下，恒安旧地一度被突厥控制，云州建制几度废置。贞观四年（630），名将李靖率兵北伐，一举攻灭东突厥汗国，大漠南北格局为之大变。唐朝安置突厥降部于漠南，推行羁縻州制度。贞观十五年（641），朝廷将云州州治由朔州北迁到恒安故城，也就是今天大同古城所在地，中断多年的云州行政建制得以恢复，云州正式成为唐王朝管控代北的行政与军事支点。朝廷还以云州、朔州、蔚州、振武、丰州互为犄角，构筑起河东北部的云朔蔚三角防御带。

　　高宗、武周时期，后突厥复兴，北疆边患再起。调露元年（679），突厥降部叛乱，漠南烽烟四起。朝廷为强化代北防务，始设大同军。早期大同军治所在马邑；开元末年，名将王忠嗣主持北疆军政，审时度势，将大同军由朔州北移至云州城内，云州的军事地位由此大幅提升。移镇之后，大同军驻兵一万七千二百人，战马七千五百匹，军马数量占到河东节度使军马总数的一半以上，一跃成为河东节度之下最重要的边军重镇之一。在大同军之外，云州境内还设置云中守捉等驻防单位，军、守捉、城、戍、烽堠层层布设，形成一套完整的预警、屯守、机动驰援的边防体系。

　　唐代前期实行府兵制度，内地府兵轮番赴边戍守。随着边疆压力不断加大，府兵制逐步瓦解，募兵制兴起，边镇开始组建常驻的职业化边防部队，骑兵建设便成为云州军备发展的重中之重。

　　唐代一如前朝，以太仆寺总管全国监牧，在陇右、河西设立四十八监牧，繁育官马，保障边防战马需求。但陇右距离代北遥远，长途转运损耗巨大，边疆迫切需要就近的军马补给体系。云州本地虽然没有设置中央直属的大型监牧，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其成为河东重要的战马过渡驯养基地和边地牧马区。

　　中唐以后，受安史之乱冲击，全国官马数量锐减，马政体系遭到重创。云州作为前线重镇，军马补给压力增大，边镇开始就地筹措马匹，藩镇自主购马、养马的趋势不断增强。到晚唐时期，中央对边镇马政管控松弛，沙陀等内迁部族自带大量马匹进入代北，依托云朔草场繁育战马，形成独立的骑兵马源体系，也为此后沙陀势力崛起埋下伏笔。

　　依托较为完善的军马保障，云州边军骑兵逐步成型。唐代云州骑兵分为大同军直属的镇军骑兵、州郡募兵组建的边骑、内附蕃族组成的蕃骑三类。战术上借鉴游牧骑兵机动迂回、长途奔袭的作战方式，形成城戍固守、铁骑机动、烽燧预警、多路驰援的戍边模式。

　　永淳元年（682），突厥首领骨咄禄起兵复国，任命熟知边疆虚实的阿史德元珍统领大军南下，岚州刺史王德茂战死，边塞形势骤然紧张。危急时刻，年已六十九岁、刚刚被重新起用的名将薛仁贵，以检校代州都督的身份领兵北上云州御敌。

　　当突厥探报得知唐军主帅是薛仁贵之时，并不相信。他们听闻薛仁贵早年被贬象州，以为早已不在人世。两军阵前，薛仁贵摘下头盔，白发老将赫然出现在阵前。突厥将士目睹这位曾经“三箭定天山”的传奇名将，大为惊骇，军心大乱。薛仁贵抓住战机，立刻挥师进击，突厥大军溃败而逃。唐军乘胜追击，大破突厥主力，斩首万余级，俘获两万余人，取得云州大捷。

　　武周时期，默啜可汗执掌后突厥，势力强盛，多次南下袭扰代北、河北，云州时常处在战火威胁之下。朝廷一方面增派兵马加强云州、朔州防务，一方面沿用裴行俭分化、安抚、征伐并用的边疆策略，通过军事打击与羁縻怀柔双管齐下，维持北疆平衡。这一阶段云州多承担侧翼防御任务，大规模战役较少，但持续不断的袭扰、小规模边境冲突，依然倒逼唐朝持续完善代北的城防、烽燧与骑兵巡边制度。

　　进入开元、天宝年间，唐朝国力达到鼎盛，北疆的经营进入新阶段。名将王忠嗣是盛唐北疆防务最重要的经略者之一。开元末年至天宝初年，王忠嗣先后担任大同军使、河东节度使、朔方节度使，一身节制两大边镇，统筹阴山南北的防御布局，对云州防务进行了一次系统性升级改造。

　　王忠嗣将大同军北迁云州后，新修大同军城，强化云州作为前沿核心军镇的地位；同时调整清塞、横野等军的驻防方位，向西修筑静边城、云内戍堡，与云州互为呼应，完善代北至阴山防线。在兵力配置上，充实大同军步骑员额，大力强化骑兵训练，整训蕃汉骑兵，构建起一支多民族融合、机动能力较强的边镇铁骑，向外拓地数百里，压缩突厥活动空间。

　　王忠嗣坚持“慎战固本、以守为主”，不轻易主动挑起战事，重在完善军备、巩固要塞、储备粮草战马，做到有备无患。在他的经营之下，河东、朔方防线整体稳固，代北一带迎来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天宝后期，边疆拓边政策转向激进，王忠嗣因反对贸然进攻石堡城受到谗言陷害，被贬之后抑郁而终。盛唐北疆稳健的防御方略遭到破坏，边镇武将势力持续坐大，隐患逐步滋生。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渔阳鼙鼓动地而来。时任大同军使高秀岩在云州叛唐，依附安禄山，云州成为叛军北方侧翼的重要据点。至德二载（757），随着平叛战事推进，云州才重新被唐军收复。安史之乱对于云州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战乱不仅造成人口流失、城垣损毁，更直接冲击全国马政体系；中央权威衰落，藩镇割据时代正式开启，云州由此由朝廷直接管控的边防重镇，逐步转变为藩镇博弈的边疆要地。

　　安史之乱结束之后，回纥趁乱崛起，成为漠北新的霸主。唐朝为平定叛乱曾借回纥骑兵入中原助战，回纥凭借军功不断向唐索取贸易、封赏特权，回纥使团、商队频繁往来于阴山、云州一线，云州成为唐与回纥交流往来的重要通道，绢马贸易往来频繁。大量回纥马匹通过互市进入河东边镇，一方面补充云州骑兵马源，另一方面，巨大的购马支出也给唐朝财政带来沉重负担。

　　武宗时期，回鹘汗国内乱，黠戛斯出兵击破回鹘，大批回鹘部众向南迁徙，进入振武、云朔边境。会昌二年（842），回鹘乌介可汗率部南移，逼近云州、振武边境，边疆形势再度紧张。河东节度使刘沔、振武节度使李忠顺等整军备战，大破乌介可汗主力，北疆危机解除。这场战事主战场不在云州，但是云州作为侧翼支点，承担兵马调度、粮草转运、情报侦察的重要作用。战后，朝廷设立大同军防御使，云州军政长官由刺史兼任防御使，军政合一，强化地方统筹能力。

　　与此同时，一支影响晚唐走向的力量——沙陀部族悄悄进入代北。元和三年（808），沙陀首领朱邪尽忠、朱邪执宜父子为摆脱吐蕃控制，率部族东迁归唐，历经艰险抵达灵州。此后沙陀逐步被安置在阴山南麓、盐州一带，之后东移进入云朔地区，依托神武川、黄花堆等地游牧定居。沙陀人世代游牧，骑射精湛，自带大批优良战马，骑兵战斗力强悍。唐朝出于边防需要，不断征用沙陀骑兵戍边、平叛，沙陀部族逐渐成为代北最重要的一支蕃兵力量，云州也由此成为沙陀活动的核心区域之一。

　　进入晚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力持续弱化。沙陀部族经过数十年的代北休养生息，人口、马匹、军事实力快速增长。咸通年间，沙陀参与平定庞勋起义立下战功，首领朱邪赤心被赐名李国昌，逐步跻身唐朝边将序列。其子李克用年少骁勇，十五岁便随军征战，被称为“飞虎子”，很早就进入云州军事体系，担任云中守捉使等职务，活跃在云朔边防一线。

　　乾符五年（878），云州爆发段文楚事件。当时大同军防御使段文楚，因为边地粮饷紧张，裁减军士衣食，引起云州驻军不满。沙陀兵马使李尽忠、康君立等人趁机发动兵变，囚禁段文楚。李克用闻讯自蔚州率兵进入云州，诛杀段文楚，自任大同防御留后，由此公开与朝廷对抗。唐僖宗下诏调集各路兵马围剿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初期沙陀军队凭借骑兵优势多次击败官军，但随后在多路唐军夹击之下接连受挫，李氏父子被迫率领部众逃往阴山鞑靼部落避难。

　　不久，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唐廷无奈之下只得重新征召李克用率领沙陀骑兵勤王。李克用因功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重新把云州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此后，李克用与吐谷浑首领赫连铎（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围绕云州反复争夺。赫连铎依托云州城池，联合幽州、成德藩镇共同对抗李克用，双方在代北连年鏖战。景福二年（893），李克用攻破云州，击杀赫连铎，牢牢掌控云州之地，大同成为沙陀向外拓展的前沿基地。

　　至此，云州完成从唐朝边防重镇向沙陀割据根据地的身份转变。依托代北盆地的草场与马源，李克用持续扩充沙陀骑兵，打造了一支晚唐至五代期间最强大的骑兵力量。正是以此为根基，沙陀集团逐步南下角逐中原，先后建立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王朝，深刻改写了五代的历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