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亮

　　1933年，父亲出生在天镇县三十里铺乡王家山村，土生土长在大山里。大山里人少地薄、坡陡路窄、信息闭塞。十三岁时爷爷因病去世，留下奶奶、父亲和姑姑，从那时起，父亲就结束了他的少年生涯，成人般地挑起了家里的重担，靠给人打“短工”养家糊口，维持生计。

　　父亲成年后有了母亲，那时除了在大集体下地干农活外，还操持“副业”。爷爷在世时是晋冀蒙交界一带有名的毡匠，就是给人家做毡子。那个年代又没有地毯之类的，凡是能有一炕羊毛毡子，那绝对是比较富有的人家了。父亲从小跟着爷爷学到了毡匠手艺。爷爷临终前嘱托父亲：“我死后你靠这门手艺就不会饿死了！”。爷爷走后，父亲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在家熬夜制作承揽的毡子。制作毡子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费事的一道工序叫“弹毛”，就是将一束一束的羊毛像弹棉花一样弹成絮状。之后，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用弓子弹羊毛是会发出声音的，为了不影响邻居的生活，父亲甚至躲藏到地窖里去弹毛。一个时辰下来，他的头发上眉毛上会挂满灰尘和毛絮。

　　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父亲承包了四十多亩责任田，这还不够，他跑到南山上开垦了好多弃耕的小片荒地，小的只有农家土炕一般大小。他常年起早贪黑，精耕细作，他劳作的土地在全村产量是最高的。有一年秋天，父亲在收割庄稼打捆时，用嘴扎腰绳，因用力过猛生生地搬掉了两颗门牙。还有一次，父亲赶着毛驴车拉庄稼，因为劳累过度而犯困打盹，致使驴车翻倒在沟里。父亲被驴车砸伤了右腿，瘸拐了几个月。

　　父亲由于家境贫穷只读过两年私塾，但他崇尚文化，喜欢读书。父亲的脑袋瓜儿聪明，算数特快，算盘打得也好。小时候，父亲经常在晚上教我们学查字典、打算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的孩子们纷纷辍学，父亲却要我们坚持上学读书，他常说“当农民就要踏实种地，当学生就要专心读书”。尽管我们家是由奶奶、父母和兄弟姐妹九人共计十二人组成的大家庭，可父亲宁愿自己吃苦受累，从不舍得让孩子们帮他减轻劳动负担，家庭这艘沉重的大船，只倚靠父亲一人独自划桨。

　　父亲豁达的性格，善良的心地是乡亲们公认的。我儿时记得，村里人经常吃不饱肚子，我们家本也不宽裕，但父亲会把节省下来的粮食借给村里那些“春秋不接”的乡亲们暂时度日。我家南面就是大山，山南的人要北上，我们村成了必经之地。有过路人经过我们村时，经常在我家留宿歇脚，父亲还会热心施舍些吃食。

　　恢复高考第二年，我在村里的学校当老师，一天上午，父亲悄悄地站在教室外面等着我。下课后，父亲异常高兴地告诉我说，他在县革委会大门口看见高考录取榜了，第一个名字就是我。我兴奋之余反而有点懵了：当时家里又没有自行车，县城离村四十多里路，父亲是怎么往返的？原来父亲心里惦记着我的考试结果，凌晨三点就起床步行至县城了。几十年来，我们兄弟姐妹在父亲的庇佑之下接受中高等教育后，全部走出了大山，成家立业。

　　儿女们在外无论多忙，每年过春节时，父亲都要我们回老家团聚。除夕之夜，父亲必定要和儿孙们一起点旺火、放鞭炮、红红火火迎新春，可是2003年的除夕之夜，父亲悄悄地躺下了。当时我们以为父亲年岁大了，可能是忙乎了一整天累了，后经再三盘问，母亲才说前段时间父亲肩上起了一个皮下包已影响到他挑水了，他怕儿女们担心不让母亲告诉我们。这事引起了我们的警觉，春节过后，就安排父亲到医院去检查，检查报告显示“肺癌晚期”，已转移至淋巴，他肩部那个皮下包就是淋巴肿大的结果。“肺癌晚期”这四个字如晴天霹雳般把我们击懵了，我们兄弟姐妹聚在一起，背着父母痛哭了一场，默默地祈祷父亲能度过这一难关。

　　和所有的癌症患者家属一样，惊慌的我们擦干眼泪开始挽救父亲，到多个医院去复查询诊，确定治疗方案。最后专家会诊结论是没有手术机会，只能化疗控制。在长达五个月的化疗过程中，父亲以铁人般的意志强忍着病痛的折磨。病魔无情，父亲最后一次化疗时，已呼吸困难、精神颓废。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刚过七十岁的父亲就倒下了，回到了他在昏迷中呼唤的大山里。

　　十五年过去了，父亲当年沉睡的蜿蜒的南山山坡，早已退耕还林，棘荆灌木染绿了整个山坡，而我对父亲的思念深深地扎在了那片原野……

　　每年的清明节前夕，我都会回到父亲的坟前，端着父亲生前爱喝的小酒，把它洒在坟头，然后给父亲磕三个头，用心和父亲拉钩：父亲，下辈子您还做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