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一部充满互动和融合、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历史上多次民族大互动、大迁徙、大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和丰厚的底蕴。大同在中华民族的融合史里，屡屡扮演着重要角色，如今漫步在大同，仍可以感受到那些融合中所留下的印记。

　　大同地处农牧交错带，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碰撞和融合的最前沿，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环节。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科负责人陈颖说，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大同在中国民族融合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曾先后有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契丹、女真等北方游牧民族在这块塞外热土上留下他们的生活足迹。这些游牧民族和中原政权在大同碰撞、交流，使大同城在历史上呈现出一种多民族和多元的边塞文明。云冈石窟、方山永固陵、赵武灵王墓、白登之战遗址、得胜堡马市等历史遗存，见证了历史上民族融合的进程。

　　战国时期，大同为赵国与娄烦等戎狄的冲突前线，赵武灵王进行了“胡服骑射”等一系列改革，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民族大融合的开端，大同的灵丘县就是因赵武灵王墓而得名的。赵武灵王墓位于灵丘县武灵镇城道坡村内，1965年被山西省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秦汉之际，大同是匈奴、乌桓族等民族盘踞之地，灵丘县故城、白登之战遗址、小坊城遗址、古城堡墓群等诸多遗迹，见证了这一时期大同地区的民族碰撞和交流融合。

　　北魏时期，大同开启了平城时代。云冈石窟研究院接待办副主任文莉莉说，伴随着一系列社会改革，大力推动了民族融合，在中华民族构建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北魏遗存例如云冈石窟、方山永固陵等，都体现了北魏时期民族融合的特色。 辽金时期，大同作为西京，大量契丹与女真贵族和官员迁居至此，是民族融合的第三次高潮，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各少数民族聚居的重要都会，城市布局、建筑形式、风俗习惯都受极大影响。导游朱先生说，大同华严寺是辽代契丹皇族的家庙，其坐西朝东的朝向，反映了契丹“东向而拜日”的习俗，大同辽墓彩绘中的地毯、驼车、髡发造型等，都具有典型的契丹风格；大同发现的金代家族墓葬，则采用了女真人特有的火葬习俗，或是土葬与火葬相结合的葬式，如大同西南郊的吕氏家族墓等，证明在丧葬习俗上，汉、契丹、女真或其他多民族的特征均有吸收和融合。

　　明清时期，大同作为九边重镇，在大城外修建了北、东、南三座子城，大十字街、“左文右武”的空间布局也形成于此时，新平堡、守口堡、得胜堡、助马堡、宁虏堡、保安堡、杀胡堡、云石堡、迎恩堡、灭胡堡等均开设马市，大同是中原与边疆的商贸门户。

　　本报记者   任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