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蜀水巴人

　　铺纸动笔，写一封家书——这样的镜头现在恐怕只会出现在一些影视作品中，已经很难在现实生活里真切展现了。尺牍，曾经是我们生活里的一种常态，而今渐渐远去，变成了一种无言的寂寞。

　　陪伴着尺牍一同寂寞的，是曾经在街边那熟悉的一景：邮筒。墨绿的颜色，静静地立在那里，承接着人们的喜怒哀乐，连接着人们的天涯情思。当然，那些个像鸟儿一样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邮差，也一样寂寞成了渐行渐远的回忆。

　　曾经的尺牍，热闹得就像五彩斑斓的世界。“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一封短札，却是东方朔写给汉武帝的自荐信。三言五语，高度概括了求职者的德能勤貌廉。给大老板投了一份活灵活现的简历，犹如一支白描之笔，勾画出了“贤才”的形象，这样的人不用，汉武大帝你还想着用谁？“仆居东坡，作陂种稻。昨日一牛病几死，牛医不识其状，而老妻识之。”苏轼写给章惇的小信，全文只有九十三个字，却全无被贬之后的颓废之态，乐天知命，其乐融融。再看看陶弘景给友人的一封尺牍，“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竟跃。实是欲界之仙都。”全信区区六十八个字，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却是一幅明媚的青绿山水。陶弘景，南朝齐梁间隐者，精通医术，醉心炼丹。读此信札，再看他的这首诗，“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尺牍与诗，无不剧透着一丝仙气。

　　古代的尺牍，不但是古人重要的联络通信手段，而且还是今人研究古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譬如，如果要研究司马迁的身世遭际，就必须要研究他那一封著名的《报任安书》。这封书信，是司马迁的自传书，更是司马迁的自辨自白书。“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铿然有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千古犹有回音。如果要研究唐代的新乐府运动，就必须要仔细研究白居易的《与元九书》，透过这封长信，今人才能够更好地理解白居易和元稹等人，为什么坚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如果要研究王安石变法的原由，就必须要研读他写给司马光的《答司马谏议书》，听一听这个倔强的江西人所说的几个义正辞严的“不”：“不为侵官，不为生事，不为征利，不为拒谏……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这些历代尺牍，本身即是历史的一部分。翻阅尺牍，无外乎是在认知历史，解读历史。

　　历史上的尺牍，在历史间留下一抹印记，有时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南朝梁时曾任镇南将军、江州刺史的陈伯之投降北魏，梁武帝派临川王萧宏北伐，两军对垒之时，抵抗旧主的恰是陈伯之。萧宏记室（秘书）丘迟妙笔生花，写了一封情浓意切的《与陈伯之书》，结果，伯之得书后率众归降，刀光剑影顷刻之间化为玉帛。书中这几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至今仍然是人们思忆江南美景时最为贴切的名句。

　　刑场上悠然操琴抚一曲，慨然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嵇康的决绝，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可惜，就连小小的琴酒之愿，嵇康也最终未能实现。

　　与古人尺牍紧密相连的，往往是他们绝佳的书法，书与信并行，信因书流布，书与信则又交相辉映。王羲之行书墨宝《快雪时晴帖》，是一封只有二十八个字的信札：“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完全可以想象，如果不是为了写一封回信，书法史上焉有这一件“二十八骊珠”哉！

　　至于苏轼，他留下的许多墨宝，都是书信法帖。《春中帖》《宝月帖》《啜茶帖》，莫不如此。而《邂逅帖》成了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封书信帖，“江上邂逅，俯仰八年，怀仰世契，感怅不已。”书写此封尺牍三个月之后，一代文豪病逝于常州。

　　《说文》解释：“牍，书版也。”最早的信札是古人写在一尺长的木板上，故曰“尺牍”。拈起竹管，饱蘸浓墨，字迹落在绢上纸上，又成就了另一种艺术作品，完全可以将此看作是尺牍的特殊溢出效应。我们捧读着历代尺牍，返回首却蓦然发现，而今的我们，只是在无数台手机上写写划划，微信圈、朋友圈热闹非凡。但是，热闹过后，仔细审视，又恍惚间发现，一片热闹过后，我们又能够留下一些什么，给我们的后人？其实，有时候的热闹，不过是在掩饰我们精神一隅的寂寞。

　　至今，我都不敢回答一些朋友的询问：什么时候就已经不再提笔写信了呢？仔仔细细想一想，老老实实回答——真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