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由此天翻地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刻，电影《1921》再现当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与人物，洋溢着饱满的信仰与青春气息。

　　电影名《1921》，标志着创作者的视点聚焦在那个重要年份。那段历史，始终是艺术家聚焦并创作的重大题材。重大历史题材的艺术创作，从来不是轻而易举的。对于电影《1921》来说，挑战依然存在，但是，人们期待挑战后新的艺术突破。

　　宏大叙事是影片的根基。影片视野是开阔的，它分别从多个时空形成或展开情节。主线是陈独秀与李大钊讨论中国命运、相约建党以及毛泽东等代表的早期革命活动，并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由此展示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星火燎原之势。影片的主要副线，一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轨迹，夹杂法国工部局、日本特高课等行动，由此辐射出复杂的世界背景；二是对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1年上海烟草工人罢工的呈现，由此表现当时的民众与民心基础。这些叙事纵横捭阖，说明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这样的选择是必要的，没有宏大叙事，就难以展示党诞生的历史背景，就没有影片应有的史诗品格。

　　历史应是血肉丰满的。电影是“细节”艺术，它擅长表现历史。即使是宏大叙事，也需要细节描述。监制兼导演黄建新和联合导演郑大圣深谙电影叙说艺术，细节描述成为影片的亮点。比如，陈独秀的亮相是在监狱中的凝眸，凝重的眼神里有愤怒也有希望。于是，有了他与李大钊的狱中的对话：“军阀要我死，我要中国生。”他们热切期望建立革命政党，表示“我们的使命，将将开始”！毛泽东的出场是在弄堂洗衣摊，他与上海阿姨随意交流。但他的核心情节是关于共产党纲领的讨论。刘仁静问毛泽东：“分歧那么大，明天能不能通过？”毛泽东回答：“能！因为我们的起点一样，誓死推翻旧世界。”“仅此吗？”“还因为我们的理想也一样，盼望着建立新中国！”还有李达赶到印刷厂修改文稿的细节，要求改“百姓”为“人民”，并解释说：“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这些细节的选择，充满个性意趣，又具有信仰的力量。以往的伟人叙说模式，转换成青春与成长的表述，影片就有了平视的视角，有了平民的品格，也有了思想的高度。正如美学家莱辛在《拉奥孔》中评说有力量的形象：“在行动上他们是超凡的人，在情感上他们是真正的人。”

　　影片以李达与王会悟夫妻为主线人物之一，符合他俩当时会议筹备者的身份。把他们身上洋溢的信仰，尤其是相濡以沫的情感，表现得坚定而又温馨，始终温暖观众的心。如果说，他们是线性人物，那么陈独秀与李大钊就是块状人物。戏不在多，有魂则灵。比如，“南陈北李”狱中相约建党；陈独秀与毛泽东讨论中国命运；还有陈独秀不顾安危，在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最终再次被捕。李大钊对陈独秀说：你是领袖，不是少年。几场重量级的核心情节，就完成了重点人物的重点塑造。对于毛泽东形象的塑造，则延伸到他参与的湖南革命活动，尤其是与杨开慧的情感与别离的渲染，以增强他形象的丰富饱满。

　　观众们都感受到《1921》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这种气息不只是表现在演员年轻化的呈现，更加重要的是导演赋能影片“少年中国”的美学象征。当年的中国灾难深重，满目疮痍，由此，渴望中国凤凰涅槃，焕发少年青春，成为志士仁人的理想。电影《1921》基于对那个时代精神的把握，确定了影片“少年中国”的精神气质。所以，影片中刘仁静、王尽美、邓恩铭等年轻革命者，既有血气方刚的思想争辩，也有对新事物的好奇单纯，大世界游玩哈哈镜的细节，是富有青春表现力的。年轻的魅力，信仰的力量，构成活泼雀跃的青春颂歌。

　　在影像基调选择上，影片以暖色为主调，表现中国喷薄欲出的新生力量。特别是毛泽东从法租界跑到外滩的戏，更是意味深长。影像从黑白变成彩色，跑动中闪回其儿时对传统封建的抗拒与逃离，最后跑进了漫天烟花齐放的画面。这不再是导演对现实的写实，而是其内心理想的释放和象征。“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少年中国说》的呼唤，其实是那个灰暗时代最青春的呼唤，是暮霭沉沉中最明亮的希望。

　　电影《1921》用电影手段完成了这样的历史表达。这种表达因为信仰与青春的魅力，超越时空，心心相印，让今天的年轻人由衷致敬百年前的年轻人。影片告诉我们：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好中国英雄，对于创作者来说，我们的使命，也将将开始！　　　　　　   选自《学习强国》